1950年恩师刘策成致信毛主席请求安排工作，毛主席亲自破例满足他的请求安排职位！
1951年春天，北京西三环外那座刚挂牌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迎来了一位头发花白的湖南老人。馆务秘书查验聘书后小声嘀咕：“年过花甲，还能提笔？”老人笑了笑，递上周恩来总理6月1日签发的特聘文件，这才顺利踏入院门。七个月前，他还在长沙窘迫求职；今日能安坐馆舍，背后牵动的却是长达三十五年的师生情与国家制度的微妙磨合。
将时钟往回拨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不久，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舍内传来爽朗的湘音，讲台上站着的仍是粗布长衫、脚穿千层底的刘策成。他的教材只有一支粉笔，却能把《战国策》讲得像舞台戏，学生们神往不已。毛泽东就在最前排，他常抬头追问细节，课后还围到教师宿舍讨论“秦并天下靠的是什么”。刘策成在日本留学时结识同盟会骨干，亲历反袁入狱，从牢房出来便携这种鲜活的史感走进课堂。那股贴着血汗的历史味道，直接点燃了青年毛泽东的阅读与思考欲望。

毕业后，师生分道。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资金告急，只得托人写信衡山求助。刘策成当时任县长，抽出300块大洋派家仆连夜送往长沙，嘱咐“买书，莫作别用”。那一年毛泽东不到27岁，为节约房租常睡在报社值班室，老县长的慷慨于他无异雪中炭。
真正考验情谊的却是1923年10月。湖南督军赵恒惕决意搜捕“闹事分子”，通缉榜上首行便是毛泽东。巧的是，刘策成刚被赵任命为省警察厅长。深夜，王建屏奉命赶到仓后街工团联合会，悄声对守夜人说：“毛先生今夜须离开城。”第二天清晨，长沙城防队便开始敲门搜查，毛泽东已乘小船顺湘江而去。三天后，刘策成被降为科长。有人劝他撇清责任，他只是耸耸肩：“厅长又怎样？救人要紧。”

抗战期间，他辗转长沙、衡山任教，补订《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手稿，至1947年终告完成，却苦无出版经费。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后，各地旧友纷纷往北京递信请求安排职位，绝大多数被婉拒。67岁的刘策成踌躇再三，还是提笔给昔日学生写下第一封求职信。毛泽东很快批复，让他先向湖南省政府参事室报到，并附一句：“阅史不辍，可著可教，皆所宜也。”8月16日的回信短短百余字，却替刘策成打开了大门。
抵长沙后，省主席程潜以“谘议史务”聘他为参事。薪水不高，身体又差，他第二次致函北京，请求北上治病兼做学问。8月29日，毛泽东批示统战部李维汉：“老人学问可用，酌情安置。”随后又口头托周恩来关注此事。11月，刘策成抵京暂住东四一处旧会馆，屋里只摆一张木板床。几天后，警卫员送来总理办公室通知：“文史研究馆拟聘馆员，请即前往办理手续。”老人轻声答了一句：“好，先安心住下，事情会有安排。”这寥寥十三字的对话，见证了师生间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交集。

1951年6月1日特聘书下达，刘策成开始整理十余年来的庄子札记，年底终于铅印付梓。薪金按副部级待遇，生活稳了，学问也有着落。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协调过程中，毛泽东层层转交批示，而未直接拍板，既守住“不徇私”的原则，又让一位曾经雪中送炭、舍命相护的恩师得以安身立命。

时间线继续向前。1957年9月，刘策成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74岁。临终前，他把自己的课堂笔记、狱中手稿和后来补订的《内篇补正》定稿交给馆内同仁，叮嘱“若有谬误，随时更正”。那本书随即再版，成为当时研究庄学的重要参考。
回望这段往事，可以看到三条明晰脉络：其一，课堂上口述历史的感染力，为青年毛泽东埋下了注重史证与实践结合的种子；其二，军阀混战时期的“暗线保护”，说明旧式官场中仍存在同盟会留下的隐秘支持网络；其三，新中国初期的人事制度与个人情谊并非对立，通过多重程序同样能够实现照顾与公平的平衡。刘策成的履历，从同盟会义士到文史馆学者，折射出时代激流中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也印证了“知遇”与“知恩”在革命岁月中的双向回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