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劲哉写信给毛主席表示自己是光杆司令，问主席是否需要，毛主席随即派人专程前去接他
1943年初，湖北中部寒风刺骨，汉江水涨声如怒。当时的鄂中平原聚集着多支番号各异的国民党地方部队，表面皆挂着“抗日”招牌，暗地里却为补给和地盘争斗不休。就在这张脆弱的网里，身为西北军旧将的王劲哉和他的第一二八师，正迎来命运的断裂点。
王劲哉1897年生于陕西渭南，出道于杨虎城部。西安事变后他未能左右大局，只得南下，先在豫东、武汉会战中硬扛日军装甲师团，随后被调往咸宁整训。蒋介石要他交出兵权，改任副军长，他却以一句“愿做前敌尖兵，不做后方闲官”推辞，干脆把部队改编为“湘鄂赣边抗日游击指挥部”。这番不合编制的做法，让同属中枢嫡系的汤恩伯、刘峙极为不安，一纸停饷电令紧跟而至。兵无饷则散，但王劲哉咬牙撑了下来，靠地方筹粮和缴获维系了近万人的队伍，也埋下了被排斥的种子。

有意思的是，当国民党中央对他心存忌惮时，延安却敏锐地捕捉到可供争取的缝隙。1939年春，鄂豫边区的天汉工委派出何彬、童世光等人潜往128师开办识字班，帮助建立政治部，宣传一致抗日的主张。小范围合作成效立显：彭场、仙桃一带盘踞数年的散兵和土匪被连根拔除，百姓送来米粮，部队士气陡增。消息传到新四军第五师师部，李先念批示：“可多打交道，但不能操之过急。”于是，双方在情报、药品、被服上保持若即若离的互通，既联手对付日伪，又谨防内部猜疑。
不久，这条合作通道遭遇第一次震荡。蒋介石命令汤恩伯重返鄂北，要求王劲哉撤离竹桥要地。王拒不后退，结果与邻近国民党部队发生摩擦，数十名士兵死于误炮。陶铸等共产党人赶来斡旋，“外有倭寇，内何必自损？”这句沉重的提醒一语中的。竹桥风波被暂时平息，但王劲哉已彻底明白：山雨欲来，真正的依靠只能是前线士兵，而非远在重庆的命令。

1941年夏，日军扫荡百子桥。128师在稻田水网中鏖战七昼夜，伤亡过半仍咬牙死守。战后，王下令就地修筑小型公墓，用土坯垒起无名烈士塚。当地老乡说：“从没见国民党官兵给阵亡弟兄立碑。”这份人情味为他赢得了“王大哥”的称呼，却进一步招来军统的密切监控。消息传出，陈诚在第六战区布下策反网，企图用升迁加高官的诱饵令其缴械。王劲哉置若罔闻，还把说客的纸条丢进篝火，仅留一句平静的回绝：“抗日不容二心。”
1943年2月，凛冽的冬雨中，日伪十余万兵力以峰口、回龙寺为支点，合围128师。陈仓失密，古鼎新率部叛投伪军，处处布哨切断退路。弹药消耗殆尽时，王劲哉命突围，三支大队夜渡天汉河，却被机枪拦腰截开。为掩护主力，他带卫队断后，全员被俘。日军第13师团指挥官古贺太郎见其大义凛然，竟出于“武士敬勇士”心理，允其保留佩刀，不强行招降。押赴汉口途中，一位随军翻译悄声劝降，被他冷冷回绝：“活着可以再战，跪着毫无意义。”这简短的回绝，后来在战俘营被口口相传，为低迷的中国俘虏注入了一丝硬气。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刻，国民党急忙接收汉口集中营。王劲哉被押送南京途中，趁夜色在汉江边跳车逃生，辗转回到渭南老家。时局风声诡谲，他却没有选择重入蒋系，而是派亲信带信北上，请求赴延安“以一身从戎”。毛泽东阅信后批示：“可来，待为之用。”初秋时节，王劲哉身着旧军装，只携一卷行囊抵达枣园。毛主席握手言简意赅：“西北疆界，还需你们熟门熟路的人。”随即委任他为陕西自卫军纵队司令员，负责渭北、旬邑一带游击任务。

解放战争爆发后，西府平原的零散武装在他的穿针引线下多被整编入人民解放军。战事最吃紧时，他领两千余人奔赴扶风、武功，配合西北野战军阻断西安至宝鸡公路。资料显示，这支地方纵队虽装备简陋，却利用熟悉地形，打了八十余场小规模伏击，极大牵制了胡宗南部的侧翼。
新中国成立后，王劲哉任陕西省政协常委，常被请去讲述鄂中抗战岁月。他总把话题引向那些在稻田里浴血的无名士兵：“若无他们，哪来今天。”1968年，71岁的他因疾逝世，遗嘱只留一句：“我本无功，愿埋于普通义地，与弟兄为邻。”一座简朴青砖墓，至今在渭河南岸荒坡上静默，碑石上刻着八个大字——“抗战孤军，壮志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