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张闻天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我军能以三万兵力打垮敌人几十万？王稼祥大笑：凭毛主席的一副对联！
这个问题，实际上并非张闻天一人之惑，但一副对联，如何能抵得过几十万兵马？这样的说法令人难以理解，但这恰恰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
毛主席的这副对联，写于井冈山茅坪八角楼昏黄的油灯下。对联的内容不长，用词也不算华丽，任何人只要看了，不需要有多么高深的文学水平，也不需要有多少年的军事经验，都能一眼看懂。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横批更是言简意赅：“灵活机动”。就是这短短20个字，却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军事作战体系。这20个字有多高明？放眼全球的军校，也没见谁能如此高度的概括，更不要说用如此深入浅出的话语来凝聚精髓。
军校的内容，军校的学生能看懂，但外行人看不懂。红军由工农组成，有文化的人不多，军校出来的科班生更是少之又少。但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写出来的军事思想和作战体系，即便是一位庄稼汉来了，那也能看懂，更能领会其中的要点。
理论再高明，无法落地终究是一场空。从这个角度来看，毛主席的这副对联，具有极高军事造诣的同时，又不脱离实际。
彼时的红军，兵力、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等等方面，全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军校的那些战术根本用不上，很多军校的教官只懂狂轰乱炸，不懂游击。
国民党军当时拥有美式装备、德式装备，飞机大炮协同作战，构筑了坚固的碉堡防线，兵力动辄十倍、数十倍于我。
红军的主力部队，也并不过拿着“老套筒”和“汉阳造”，这其中大部分还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至于弹药，更是极度匮乏，人均不足五发子弹是常态，每次打仗都要将敌人放近了再打。红军的医疗条件堪称简陋，战士们穿着草鞋，吃着红米南瓜，在崇山峻岭间与强大的敌人周旋。
若是正面硬碰硬，以双方纸面实力就能看出，根本不可能赢。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恰好弥补了红军的短板，发挥了红军的长处，让国民党军的“重拳”，总有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当然，红军内部有些指挥员对此不理解，认为这样的作战方式太憋屈了，真正的军人就应该在战场上与敌人正面拼杀，他们不怕牺牲！
但问题在于，这种拼杀和消耗对红军极其不利，最终输掉战争，旧军阀依旧耀武扬威，地主阶级仍然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不能实现推翻三座“大山”的目标，也无法解放受压迫的老百姓。
用毛主席的话来讲，红军当时还是一颗脆弱的幼苗，与参天大树硬碰并不是勇敢，而是鲁莽。拳头只有收回来，在恰当的时机再打出去，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敌进我退”，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却是这套军事思想的基石。这四个字的背后，蕴藏的是极高的智慧，意味着不在乎一城一地和一时的得失，摆脱敌人预设的战场，寻找敌人不喜欢的方式展开决战。
主动后撤不是怯懦，更不是逃跑，反而可以拉长敌人的补给线，使敌人陷入陌生的作战环境，将敌人的优势兵力稀释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再寻机逐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则是在“敌进我退”的基础上展开反击，仅此一步，将战略被动转化为战术主动。这副对联的精髓，不在于教人如何“跑”，而在于教人如何在“跑”的过程中，寻找敌人的弱点，将“死棋”盘活，寻找步兵抓住致胜之机。
“敌驻我扰”四个字，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威力无穷。当数十万大军深入到陌生的根据地，驻扎下来之后，红军主力或许已经转移。但无数的小股部队、游击队、赤卫队，会一刻不停的对敌人展开轮番袭扰，今天炸你一座桥，明天割你一截电线，后天夜里在你营房外打几枪，让敌人疲于奔命，一刻也不得安宁。
当敌人被这种无休止的袭扰拖得筋疲力尽、烦躁不堪时，“敌疲我打”的时机便出现了。红军的战术核心，就是集中局部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一点被粟裕运用的如鱼得水。
在广阔的战略空间里，庞大的国民党军被分割成一个个孤立的单位，而红军则可以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选择其中最疲惫、最薄弱的一环，以数倍于敌的局部兵力优势，猛然出击，快打快收。
这种仗打下来，不仅能有效歼敌，更重要的是能够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物资，实现“从敌人身上补充自己”的良性循环。
而“敌退我追”，则是将胜利果实最大化的关键一步。它不是盲目的追击，而是选择性的、有目的性的扩张战果。
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中，毛主席指挥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时而东进，时而西折，时而佯攻，时而隐蔽，将“灵活机动”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敌人被调动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始终无法捕捉到红军主力的决战时机，反而在不断的运动中，被红军瞅准机会，一口一口地吃掉。
所以，张闻天所问的“三万”对“数十万”，这个数字的背后，站着的是数百万、数千万团结一心的老百姓，敌人看似兵力占据优势，实际上却完全处于劣势，胜利的天平其实早就倒向了人民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