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甘肃，马家军旅长马禄，抓到了红三十军的参谋长黄鹄显。他没上报，没用刑，反而悄悄把人藏在自己的旅部，好吃好喝还请军医治伤。

抓人的时候，马禄正任国民革命军骑五军暂编第二旅旅长，归马步青节制，驻防甘肃武威、永登一线，是马家军在河西走廊围堵西路军的主力部队主官。

1936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西渡黄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核心目标是打通前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马禄所部正是接到命令，全程参与对西路军的围堵作战。

西路军西进初期，马禄就收到过红军通过地下党组织传递的亲笔书信，信中反复阐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希望驻防部队不要阻拦红军西进抗日的脚步。

马禄看完书信后，私下对亲信部下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打内战死的都是自己的同胞，有本事该去打入侵的日本人，不该对着自己人动刀枪。

1936 年 11 月武威四十里铺之战结束后，马禄第一次释放了被俘的 200 余名西路军受伤战士，为每人发放 3 块银元作为前往陕北的路费，亲自下令沿途所属部队不准拦截、不准追击；

1937 年 1 月高台战役结束后，马禄再次释放了 150 余名被俘的西路军基层指挥员与战士，到这次抓获黄鹄显之前，马禄累记释放被俘西路军官兵 600 余人，占马禄所部俘获总人数的六成以上。

这次被马禄所部抓获的黄鹄显，是红三十军参谋长，属于红军高级指挥人员。

1937 年 3 月，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血战失利，兵力从最初的 21800 余人锐减至不足 3000 人，部队被迫分兵突围，大批受伤、失散的红军官兵流落戈壁荒滩，黄鹄显正是在突围过程中与大部队失散，手臂中弹负伤，连日奔逃、饥寒交迫，最终在河谷地带的荒草丛中，被马禄所部的巡逻哨兵发现抓获。

当时马家军内部由马步芳、马步青联合下达了极为严苛的军令，对待溃散的红军将士一律格杀勿论，抓获红军高级指挥员必须立即层层上报，上报者不仅能领取高额赏钱，还能得到上级提拔重用，违令者以通共罪论处，可当场处决。

同期马家军其他参战将领，对待红军战俘的手段极为残酷，普通被俘士兵尚且难以保全性命，红军高级指挥员更是难逃厄运，酷刑折磨、秘密处决是当时的常态。

马禄见到被押解回来的黄鹄显时，第一时间注意到，黄鹄显即便身陷绝境、身体虚弱到了极点，眼神里也没有半分怯懦与求饶，始终挺着脊梁，带着军人独有的傲骨。

在西北摸爬滚打这么多年，马禄见过的人太多了，有不要命的悍匪，也有一被抓就跪地求饶的软骨头，黄鹄显身上的这份军人风骨，让马禄生出了由衷的敬佩。

马禄当场下令解开捆绑黄鹄显的绳索，严令手下士兵不准随意刁难、辱骂黄鹄显，旅部之内，任何人不得随意靠近黄鹄显的暂住地点，必须严格封锁消息。

西北荒漠昼夜温差极大，夜里寒风刺骨，马禄专门叫来旅部最好的随军军医，仔细清理黄鹄显手臂的枪伤，处理已经溃烂的伤口，按时换药疗伤。给黄鹄显准备的口粮也做了格外优待，不再是士兵日常吃的难以下咽的粗粮，而是顿顿都有热饭热菜，温水供给不断。

冯玉祥曾说过：“内战为军人之耻，抗日为军人之荣。” 这句话正好契合了马禄当时的内心想法。

马禄深知，这些远道而来的红军将士，并非土匪流寇，他们跋山涉水，浴血拼杀，心里同样揣着家国大义，只是身处的阵营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而已。

马禄身在马家军体系，见惯了战场的血腥厮杀，却始终不愿认同无端的杀戮，更不愿对着身陷绝境、满身伤痕的军人痛下杀手。

马禄做出的这个决定，在当时的马家军内部堪称异类，也意味着马禄要顶着掉脑袋的巨大风险，一旦藏匿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事情败露，马禄本人必定难逃军法处置，甚至会牵连整个家族。

马禄手下的官兵大多不理解这个决定，也有多人多次劝说马禄按军令上报，领取赏钱与提拔，都被马禄严词拒绝。没人能预料到，马禄这个冒着杀头风险的决定，最终会走向什么样的结果，也没人能说清，这位身陷囹圄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未来的命运会迎来怎样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