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熊北平、熊紫平被捕，作为开国少将的父亲熊应堂得知儿子们的罪行后，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信中只有八个字：“公事公办，不得求情”。

熊应堂这名字，放在当年军队里，那是硬邦邦的。1911年出生在湖北黄安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六岁上爹死了，哥哥也夭折了，家里连块能种的土都没有。他跟着母亲和妹妹一路讨饭，七岁就给人家当长工，受尽了白眼和欺辱。九岁那年，母亲被族人卖掉，卖得的钱叫族人瓜分了去，他和八岁的妹妹走投无路，只好把妹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自己跑到几十里外继续做长工。十五岁学了个剃头的手艺，挑起理发担子走街串巷讨生活。1928年，红军招兵，十八岁的熊应堂挑着理发挑子去报名，三番五次才被收下，一开始也就是给战友剃剃头。谁能想到，这个给人理发的穷小子，后来成了战场上不怕死的猛将。从皖南事变里打出来，一路惨烈的仗打下来，熊应堂的心里只认一个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纪律不是拿来闹着玩的。1955年授衔那天，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个货真价实的开国将军，万里江山都是用命换出来的。

熊应堂的处事风格，在圈子里是有名的硬。有老部下回忆，他从来不搞特殊化，家属也从不许搞特权，吃饭穿衣和普通干部一模一样，谁要想走他的后门，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可是，硬汉也有过不去的坎，这个坎，就是他的家。

熊北平、熊紫平是双胞胎，1952年出生。熊应堂老来得子，高兴得不行，一辈子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看着这俩白胖小子，心里头那个软和劲儿别提了。可问题就出在这个“老来得子”上。熊应堂常年在外带兵，家里的事儿根本顾不过来，教育孩子的担子全落在了妻子身上。熊应堂的妻子也是苦出身，打小受尽了委屈，发誓不能再让自己的孩子吃苦。她把两个儿子当宝贝疙瘩宠着，要什么给什么，从来不舍得说半句重话，犯了错不但不管，还帮着遮掩。


熊应堂那时候被调到四川搞国防建设，妻子也跟着去了。家里就剩下两个无法无天的儿子守着南山路那栋独院住宅里。周围有哨兵站岗，外人轻易进不来，这就给兄弟俩提供了绝佳的作恶环境。从1974年到1978年，短短四年时间里，兄弟俩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以“谈恋爱”“看电影”“介绍工作”这些烂俗的借口，把年轻女人骗到自己家里，人数多达一百多个。

这些女孩中，有在校的大学生，有女教师，还有部队里的女军人。那些年，杭州的女青年们一听说南山路“两熊”的院子，个个都绕着走，清波桥头两只熊，比戏文里抢亲的王老虎还要凶，这句顺口溜在整个杭州城传得家喻户晓。

1978年10月，群众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公安局。那个时候，这个案子拖了整整四年才立案，好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其实说白了就一个原因，谁敢动开国少将的儿子？

纸终究包不住火。终于在1979年，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个案子。公判大会那天，浙江省体育馆里里外外挤满了人，足足五六千人赶到现场旁听，都等着看这俩“活阎王”到底是个什么下场。审判长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整个场馆，最后两个字落下来的时候:“死刑。”现场先是短暂的寂静，紧接着，雷鸣般的掌声响了起来，压都压不住。

弟弟熊紫平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刑场上他还梗着脖子喊，说自己是冤枉的，说这就是正常恋爱，说我爸是开国将军，你们没资格判我死刑。叫他给枪子儿崩了，年仅27岁。

哥哥熊北平因为认错态度好，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本想着能保住一条命，可他进了监狱还是不老实，不到一年就跟犯人吵了个大架，自觉前途已绝，一头撞死在狱中，也跟着弟弟去了。

所有人都在盯着熊应堂怎么回应。他得知儿子们的罪行后，据说差点气得住了院，整个人年近七十，被这个消息击得几乎站不稳。可等他平复下来，秘书递上纸笔，问他有什么要交代的，熊应堂只写了八个字。“公事公办，不得求情”。

这八个字背后，是一个老父亲心碎的抉择。说到底，在“将军父亲”和“普通家长”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他大概也挣扎过，也犹豫过，也想过是不是能凭着自己的老脸去求个情，可最后他还是把那份深厚的父爱连同书信一起，塞进了信封。

熊北平在法庭上跪着哭，熊紫平叫嚣着喊出“我爹是熊应堂”的时候，他们伤害的女孩子们，何尝不是别人家捧在手心的宝贝？那些女孩子的父母，难道会因为犯人是“将军的儿子”就选择原谅吗？正是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那份执拗和坚守，才能让这把锁最终砸开。老百姓的忍气吞声换来的是变本加厉，老百姓的忍耐终于换来了法律的铁拳。

回过头看熊应堂那八个字:“公事公办，不得求情”，读起来硬邦邦，掷地有声，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它不仅仅是说给法院听的，更像是熊应堂说给自己听的，甚至像是说给全天下所有手中握有权力的父母们听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你可以在战场上用它杀敌立功，让它立功受奖。可一旦你的“家事”沾上了“国法”，那就不再是你关起门来能摆平的私事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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