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基本上没有贪官，知道为啥不？包拯当开封市市长的时候，年薪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有一千万左右。宋朝宰相一个月的工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万元人民币。这说明宋代官员的俸禄非常高，这也是一种高薪养廉的思路，所以两宋时期很少有贪官。

真没贪官？这话说出来，恐怕连宋朝人自己都不信。包拯年薪确实高得离谱，据《宋史·职官志》记载，他当开封府一把手时，光铜钱一项年收入就达到两万零八百五十六贯，再加上两千多石粮食、各种绫罗绸缎、柴炭补贴，综合算下来超过两万一千八百贯。按当时的粮食价格折算，北宋一文铜钱相当于今天的六毛二，一贯就是六百二十五块，两万贯就是一千两百五十万。这个数字放在今天，比不少上市公司的老总都拿得多。拿这么高的薪水，按说确实没必要贪，可现实偏偏打脸。

宋太宗赵光义当年推行高薪政策时，说得明明白白：“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意思是给你发这么多钱，你总该自重了吧，贪污受贿的总该少了吧。结果呢？蔡京四度出任宰相，专政二十年，“窃弄威柄，鬻卖官爵，货赂公行”，公然把官位明码标价往外卖。秦桧独相十八年，“开门受赂，富敌于国”，金银珠宝像流水一样往他家送，送礼的人从水陆两路排着队，昼夜不停。开封当时流传一句民谚：“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攒够三百贯，直接买个通判干干。这就是高薪养出来的官。

有人可能会说，蔡京秦桧那是宰相，权力大，不好管。可问题是，权力大不是贪污的借口，拿的薪水高也不是。包拯能清廉，是因为他有底气、有原则，但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像包拯一样。二月河有句话说得特别到位：“低薪肯定不养廉，但高薪未必能养廉。”宋朝是历史上官员俸禄最高的朝代，宋代公务员的工资是清代的十倍、汉代的六倍，可它同时也是腐败相当严重的朝代。

明朝就是另一个极端。朱元璋出身穷苦，最恨贪官，制定《大明律》，处罚之严前无古人，甚至还发明了“剥皮实草”这种酷刑，在位三十一年，前后处死的贪官总数高达十五万。可结果呢？明朝贪官不但没杀绝，反而一代比一代猖獗。为什么？因为明朝官员的俸禄太低了。海瑞当七品知县时，母亲过生日，只能买两斤肉庆贺。宋朝宰相年薪折合两百万元人民币，到了明朝，宰相年收入只相当于二十万。差距这么大，谁心里能平衡？不少明朝官员铤而走险，就是因为不贪的话，一家老小真的活不下去。有贪官在刑场上嚎啕大哭，说自己不得不贪，围观的老百姓听了都心里发酸。

你看，宋朝高薪，贪官没少；明朝严刑，贪官照样多。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单纯靠多发钱或者靠加重刑罚，都不是治本的办法。宋朝钱给够了，但蔡京秦桧照贪不误，因为他们根本不怕——皇帝自己都奢靡无度，谁来监督他们？明朝刑够重了，但朱元璋把俸禄压得那么低，逼得官员不得不贪，再重的刑罚也挡不住人为了活命铤而走险。

说到底，贪不贪，关键不在于给多少钱，而在于有没有一套管得住权力的制度。新加坡为什么能做到高薪养廉？人家不光是薪水高，还有一套透明公开的财产申报制度，官员收一笔钱、花一笔钱，老百姓都能看得见。宋朝光给钱不给监管，明朝光打人不管肚子，两边都没抓住问题的核心。好的制度，既不能让官员穷得活不下去，也不能让官员富得无法无天，更关键的是，权力要关进笼子里，每一笔收入都要经得起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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