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法治从来都是“因人而立”，立法的初衷往往是基于国家立场（不自觉带有个体、家族、阶级的私心），“国之法”与“王之法”的真正区别在于——对统治者、管理者本身，是否也严格执行。儒家的个体“圆熟”，就是要在立法时便通过“原则表述”“但书”等手段，“留有活口”，然后再“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中实现“等级差别”和“寻租空间”，甚至可以指鹿为马，“我审批过，假的也是真的；没经我审批，真的也是假的”。这样的事情，在近现代的“部门立法”中也常有发生。这就是个体的“圆熟”背弃了国家的“中庸”，也背弃了“横渠四句”等等所表述的儒家“价值观”。所以，对于“不良的儒生”，需要用法家的“技术执拗”来进行压制，正如李斯忌惮的“好同学”韩非，在《孤愤》的开篇就说——“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