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主场，新加坡大使要求取消五常一票否决权：不认同美国是霸权 陈庆珠在发言中明确呼吁联合国进行改革，重点指向安理会的棘手困境：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中，一旦有一方被认定为“侵略方”，相关谴责性决议就很难通过，常常陷入卡死的局面。她并未直接点名任何国家，却清晰剖析了这一机制性尴尬，戳中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尤其是中小国家的担忧。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近年来一系列现实案例的堆积。俄乌冲突爆发后，安理会曾表决一份谴责俄罗斯并要求其撤军的草案，尽管获得绝大多数国家支持，最终却被俄罗斯一票否决。据联合国统计，仅2022年一年，俄罗斯就行使了4次否决权，其中两次直接与乌克兰问题相关。 中东地区的情况同样凸显这一问题。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直至2025年底，美国多次否决安理会要求双方立即停火的草案。 陈庆珠坦言，当前“强权即是公理”的现状，对中小国家极为不利，国际社会必须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因为这是各国别无选择的选择。 她还提到，美国作为军事单极霸权是客观事实，对此感到担忧，却也强调自己并不认同“美国是霸权”的说法。 这番看似矛盾的表述，实则贴合小国外交的现实考量——既承认大国力量格局的存在，也为对话合作留有余地，毕竟中小国家最惧怕的，是大国对抗最终变成站队选择题，一旦答错便会陷入被动。 要理解安理会否决权的困境，首先要明确其存在的初衷。所谓否决权，并非单独设立的特权，而是源于《联合国宪章》第27条的规定：安理会非程序性事项表决，需至少9票赞成，且五个常任理事国均不投反对票，否决权便是这一规则自然衍生的结果。 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上，二战战胜国美、苏、中、英、法被确立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设立既是对这些国家胜利地位的认可，也是吸取国际联盟失败的教训——没有大国一致，国际组织很可能沦为清谈馆，甚至加剧冲突。 冷战时期，美苏在诸多议题上相互否决，看似对抗，实则起到了“刹车”作用，避免双方矛盾升级为全球战争，否决权就像一个不够优雅的安全阀，缓解了大国间的张力。 但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这个“安全阀”逐渐变成了“堵塞点”。截至2023年，五常累计行使否决权277次，其中苏联和俄罗斯合计133次，美国83次，且否决议题高度集中在叙利亚、乌克兰、巴以等地区热点问题上。 这种局面让外界普遍感到，五常行使否决权更多是为了维护自身盟友或自身立场，安理会仿佛变成五大国的“博弈场”，而中小国家只能沦为旁观者，安理会追求的集体安全，往往沦为集体沉默。 这种尴尬局面催生了改革尝试，2022年4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监督否决权倡议。该倡议并未挑战《联合国宪章》框架，也不试图取消否决权，而是规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后，联大需在十个工作日内自动召开会议，对该否决行为进行审议和辩论。这一举措如同探照灯，让否决行为更加透明，提升了行使否决权的政治成本，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否决权的存在。 取消否决权的呼声虽高，却难以落地。修改《联合国宪章》需获得联大三分之二成员国批准，且必须得到所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意，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反对，改革便会停滞。 这一制度设计，本质上仍是基于大国一致原则，目的是将大国力量约束在联合国框架内，避免大国绕开联合国单边行动。 五常对否决权改革的立场并不统一：俄罗斯明确将否决权视为联合国的基石，担心取消否决权后，安理会会沦为少数国家强加意志的工具；美、英、法虽愿意讨论提升否决权透明度，却不愿削弱自身特权；中国则强调，联合国改革应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同时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日本、德国、巴西等长期争取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其诉求并非取消否决权，而是希望加入常任理事国行列，获得这一特权。 这也从侧面说明，否决权所代表的大国地位，在国际政治中仍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同场论坛上，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也表示，美国近期的一系列行动凸显了丛林法则的特征，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彻底摒弃丛林法则。 当前，否决权的困境在于，它既是维护大国制衡、避免冲突升级的“压舱石”，也是导致安理会失能、国际公平受损的“堵头”，彻底取消可能引发更大混乱，完全保留又会持续失灵。 现实可行的改革路径，更多是“改良”而非“颠覆”。法国和墨西哥曾提出倡议，建议在大规模暴行发生时暂停使用否决权，将否决权的使用限制在特定场景内；而监督否决权倡议的落地，也在逐步提升否决行为的透明度和政治成本。 陈庆珠的发言，本质上是点出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困惑，联合国要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如何让五常更加克制，让机制更具约束力，在大国利益与国际公平之间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