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早晨8点，何存峰和同行的外交信使杨水长，各提着一只外交邮袋，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PA72航班，从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飞往纽约。 这两位中国外交信使手里的邮袋，装的是绝密文件，这次两人同行，就是要把这些文件安全送到纽约，完成重要的外交任务。 而何存峰在外交信使岗位上经验十分丰富，他知道外交邮袋对国家的重要性，哪怕是在飞机上，也一刻不敢松懈，眼睛时不时就会瞟向自己手中的邮袋。 同行的杨水长却说自己在旧金山待了两天没睡好，一路上都昏昏沉沉的，何存峰见状，便主动多承担了些看护邮袋的责任。 飞机起飞两小时后，大概上午10点左右，何存峰实在忍不住想去洗手间，他特意推醒杨水长，反复叮嘱他看好各自的邮袋，千万不能离开座位，杨水长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何存峰这才放心地起身，快步走向机舱尾部的洗手间。 他不敢耽搁，匆匆解决完就立刻往回赶，心里还惦记着那两个装着绝密文件的邮袋，毕竟这是他此次出行的核心任务，容不得半点差错。 可等何存峰回到自己的座位，整个人都懵了——杨水长不见了，两人各自携带的外交邮袋也一起没了踪影，座位上只留下了何存峰的一只航空包。 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这外交邮袋里的绝密文件关系到国家利益，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他来不及多想，立刻在机舱里四处寻找，前后三个机舱的二百多个座位都找了个遍，可无论是邮袋还是杨水长，都没有一点踪迹。 就在这时，何存峰想起飞机上有一个连着驾驶室的“阁楼”，那是普通旅客不能进入的区域，他心里一动，怀疑杨水长和邮袋被藏在了那里，于是立刻朝着阁楼的方向走去。 可刚上了几步楼梯，就被两个穿制服的美方保安拦住了，对方态度强硬，对着他比划着，语气也很不客气，不让他再往前走一步。 何存峰的英语不算流利，没法直接和美方保安顺畅沟通，情急之下，他在机舱里找了一位英语流利的中国旅客，请对方帮忙当翻译，向美方保安说明情况，要求进去查看，可对方还是一口拒绝，语气依旧蛮横。 这时候，何存峰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结合杨水长之前的状态，他隐约猜到，可能是杨水长出了问题，带着邮袋有了别的心思。 他很快冷静下来，知道硬闯肯定不行，对方人多势众，只能靠外交手段据理力争。他请翻译帮忙联系上了这架航班的美国机长，开门见山地说明情况，说自己的同行人员和外交邮袋一起失踪了，要求机长立刻安排人员寻找，并把邮袋交还给自己。 可没想到，美国机长听完之后，态度十分傲慢，直接粗暴地拒绝了他的要求，更让何存峰气愤的是，没过多久，机长还编造了一个谎言，说飞机引擎出现故障，需要临时降落在芝加哥机场，明显是想拖延时间，掩盖什么。 何存峰当即提出抗议，他清楚，这是美方故意为之，想要把邮袋和杨水长转移走。可美方人员根本不理会他的抗议，甚至还有人动手推搡他，试图让他安静下来。 何存峰始终没有退让，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把外交邮袋拿回来，不能让国家的机密泄露。 根据1961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邮袋无论何时、无论位于何处，都属于不得侵犯的范畴，任何人都不能私自扣留、开拆，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原则。 他请翻译把这条公约内容告诉美国机长和在场的美方人员，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执意扣留外交邮袋，或者让邮袋受到任何损害，美国政府和机长本人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飞机很快降落在了芝加哥国际机场，此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半。美国机长没办法，只能出面和何存峰见面，寒暄几句后，就直言不讳地说，杨水长已经向他们提出了“政治避难”，还说要带走文件，所以不能把邮袋交还给何存峰。 何存峰立刻反驳，他说杨水长当时正在执行紧急公务，国家既然信任他，让他担任外交信使，就不存在所谓的“政治避难”理由。如果杨水长是擅离职守，企图叛国，那他就已经丧失了外交信使的资格，根本没有权利持有外交邮袋，邮袋必须归自己这个正在执行任务的信使所有。 机长被说得理屈词穷，神情也变得尴尬起来，低声商议了一阵，心里也清楚自己理亏，而且他们也知道，中国当时的外交立场坚定，真要是把事情闹大，对美国也没有好处。 最终，一位美方官员走到何存峰面前，无奈地说了一句“你胜利了”，随后就让人把两个外交邮袋送了过来，还把叛逃的杨水长交给了当地警察带走。 何存峰颤抖着打开邮袋检查，确认里面的绝密文件完好无损，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终于落了地。这场发生在万米高空的外交博弈，持续了几个小时，最终以何存峰的胜利告终。 后来据了解，杨水长叛逃后，并没有得到美方的重视，一直住在难民营里，终日无所事事，30多岁的人看起来却像年过半百，下场十分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