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9岁的杨蕴如嫁到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孙家，谁知，回门以后她死活不肯再回去：“白天斯斯文文的孙少爷，晩上怎么就变了样？”     这一问，把杨母也问傻了。大家闺秀出阁前，有些事是没人教的。     可这婚都结了，总不能就这么不过了吧？众人百思不解，那个斯文有礼的孙少爷到底做了什么，竟让新娘子如此恐惧？     婚后的日子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僵局，杨蕴如躲在娘家不肯走，孙家那边也没闲着。     没过半年，孙家出了事，北洋政府以“贪赃枉法”的罪名抄了家，房子被封，一家人东躲西藏。     孙少爷没地方可去，只好跑到了老丈人家避难。     按理说这是夫妻团聚的好机会，可杨蕴如根本不给他好脸。     她不许孙少爷进自己的屋，母亲只好单独收拾了一间房让姑爷住下。     说来也怪，这位孙少爷脾气倒好，在这个家里反倒混得开。     他陪杨家的弟弟妹妹们玩，在家里鼓捣着放电影，晚上还哼几句《四郎探母》。     杨家上下都喜欢他，唯独杨蕴如见了他就跟见了鬼似的，绕道走。     吃饭的时候，只要孙少爷上桌，她就不肯露面，非要下人把饭端到自己屋里吃。     家里人怎么劝都没用，她就回两个字：“我怕。”     后来抄家的风声过去了，孙少爷要回孙家重整旗鼓。     临走前，杨家好说歹说，总算把杨蕴如劝上了回去的轿子。     可到了孙家情况更糟，只要孙少爷一靠近，她又喊又叫，闹得鸡飞狗跳。     孙家老太太急着抱孙子，看这儿媳是铁了心不让碰，最后实在没了办法，只两个字：离婚。     那可是二十年代，离婚是天大的新鲜事，两人登报声明的那天，看热闹的人比当初结婚时还多。     杨蕴如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可她心里那个结，似乎还没解开。     离了婚的杨蕴如回到娘家，整天无所事事。     这时候，她的四妹妹杨敏如考上了燕京大学，处处要强的大公主脸上挂不住了，闹着也要上大学，而且非燕京不上。     可她连初中都没毕业，哪有资格考学？最后是靠着七叔北平中国银行行长的面子，才弄了个旁听的资格。     说是去读书，其实就是换个地方摆谱。     她嫌学校宿舍挤，先住七叔家，没几天又说寄人篱下不自在，干脆带着一男一女两个仆人，把家搬到了香山。     从香山到燕京大学那么远的路，她嫌坐黄包车吃土，就长包了一辆小汽车，天天车接车送。     这派头在当时的学生里绝对是头一份。     书没见她念进去几本，名声倒是传遍了校园。     也就在这晃来晃去的时候，她遇上了一个姓赵的广东小伙，学化工的，家里算是小康。     也不知怎的，之前那个怎么都开不了窍的大公主，这回竟然“开了窍”，没多久两人就在香山同居了。     家里人都觉得她脑子有毛病，但谁也管不了她。     为了遮丑，家里只好又给他们操办了一场婚礼，这回是在国民大饭店办的，二婚的大公主照样披着婚纱，风光得很。     临去广东婆家前，杨母不放心，特意让那一男一女两个佣人跟着陪嫁过去，想着身边有自己人，女儿不受欺负。     谁知道坏就坏在这个“自己人”身上。     那个男佣人整天在大公主跟前嚼舌根，说这姓赵的长得丑，当初追她就是图她口袋里的钱。     久而久之，本就孤傲多疑的杨蕴如竟真信了这话，脾气上来，一纸诉状把丈夫告上了法庭，又离了。     短短几年，两段婚姻，都以闹剧收场。     两次打击下来，她的精神越来越恍惚。     起初是关起门来自己捂着嘴偷笑，后来就发展到扯着头发大喊大叫。     四十二岁那年，她彻底疯了。     晚年的杨蕴如穿一件破棉袄，整天在天津的马路牙子上晃悠，看见地上的烟头就捡起来抽。     身上长了癌症也没钱治，伤口往外流脓水。     她只能自己找个铜盆打了水，扯出棉袄里的烂棉花，蘸着水擦洗身上。     据说死的那天晚上，她疼得嚎叫了三天三夜，整条弄堂都听得见那瘆人的叫声。     最后“砰”的一声，从床上栽到地上，就这么走了。     她活了五十多年，好像一直在跟什么较劲，可到底在跟谁较劲，跟什么过不去，恐怕连她自己都说不清。     五妹杨苡活到102岁，在回忆录里写下这个大姐，没了小时候的讨厌，只剩下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