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2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和健在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友合影，这张合影中，有1位开国元帅，3位开国上将，6位开国中将，15位开国少将，8个大军区，11位大军区司令员同框，真可谓将帅云集珍贵异常！ 线头还得往前拽，拽到一九三一年。 那年局势不消说，紧得很。九一八事变一响，东北三省丢了，全国上下都窝着一团火。老百姓嘴里念的是抗日，街头巷尾谈的也是抗日。可蒋介石那边还是老路数，嘴上说得冠冕堂皇，手上的枪口却没转出去，还是盯着根据地，还是盯着红军。山外头风声一阵接一阵，鄂豫皖根据地这边消息闭塞，住在山沟沟里，不是样样都知道得那么快，可有一点很明白，敌人要扑过来，队伍不整不行，拳头不攥紧更不行。 就在这种节骨眼上，红四军和刚成立不久的红二十五军合到了一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正式亮相。日子定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地方选在黄安七里坪。这个安排不是随手一拍脑门。十一月七日，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七里坪，也不是普通地名，那是黄麻起义队伍早年集合出发的地方，是大别山红军的一块老根。把成立大会放在这里，说白了，就是要让新队伍一落地，就踩在老传统上。不是另起炉灶，是接上血脉。 七里坪那天的场面，很容易让人记住。倒水河河滩铺着白花花的碎沙石，河水清亮，天一放开，人就越显得多。红旗竖起来，一片连着一片，锣鼓敲得人心口发颤，队伍排得整整齐齐，枪上有光，脸上也有光。田坎上、山坡上，全是来看热闹的群众。那不只是看热闹，里头有盼头，有压了许久的一股劲。会前，王树声负责阅兵演练，部队认真操练。开会前一天，徐向前从新集赶到七里坪，张国焘、陈昌浩也到了。第二天，徐向前和陈昌浩骑马检阅部队，还讲了话。骑马从队列前过去，马蹄声、口号声、锣鼓声搅在一块，那味道，隔着多年都能闻出来。 改编后的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总数三万多人。三万多人，放在今天只是个数字，放在当年那块地方，不轻了。红四军没有单独军部，直接归方面军总部指挥，下辖三个师。十师师长倪志亮，政治委员甘元景，带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治委员甘济时，带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十二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刘杞，带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彭杨军政干部学校直属方面军总部。红二十五军在十月间于麻埠成立，后头在皖西活动，没赶上七里坪大会，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吴焕先，下面有第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还在组建中。 把这串名单念下来，会觉得有点硬，有点密，像是在翻档案。可红四方面军的骨架，恰恰就得靠这种硬邦邦的东西立起来。后来那张一九八八年的合影之所以叫人发愣，不是天上忽然掉下一堆将帅，是这支部队从一开始就搭得扎实。人、枪、建制、上下关系，都是按打硬仗去整的，不是闹着玩。 更要紧的，还不是主力红军这一头。 鄂豫皖根据地那时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地方武装也全部拢起来了。各县基干武装编成独立团，不脱产的赤卫队、守备队，统一改称赤卫军。满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的男子，除了地富分子和残废者，基本都编进去。大村一个排，小村合编一个排，每乡一连或一营，每区一团，每县一师，最后一共建起十五个地方师。这种编法，土得很，也实用得很。农忙时种地，闲下来练兵，红军作战时帮着顶，守根据地时自己上。说得朴素点，主力红军像刀锋，地方武装就是刀背，少了哪一面都不行。 孩子们也被卷进来了。别小看那些十来岁的娃娃，真不是在旁边拍手鼓掌。儿童团、少先队在村头路口站岗，见了生人就盘查，要看路条，不对劲的不给过。红军到了村里，一群孩子立刻围上去，摸枪，问这问那，眼睛亮得很。问长大想干啥，齐刷刷一句话，当红军，打反动派。扩红时，不少孩子跑到报名处闹着要参军，不让报，就哭，就缠，弄得部队没脾气，只能陆续收一些，后头还专门编了个少共国际团，归总部领导。 这些孩子不只是嘴上热闹，手上也真干活。 一九三一年红五月拥军活动里，他们给红军送去七千双布鞋、八千双草鞋、六千多双袜底、二百九十多担粮食、二十多块银洋。数字摆在那儿，不花哨，也不掺水。鞋是一双双凑出来的，粮是一担担抬出来的，银洋是一块块攒出来的。有些孩子急得很，甚至从家里偷钱、偷米、偷面去拥军。 听着冒失，甚至有点莽，可那个年头，热心就是这么热，直来直去，不拐弯。 妇女那边也没闲着。做饭、带孩子、忙生产，这是一摊活。洗衣、缝衣、做鞋、照看伤员、打探敌情，又是一摊活。有些妇女还跟着练军事本领，站出来时一点不怯。鄂能吃苦，能扛事，到了紧要关头也顶得上去。 很多时候，前头能不能扛住，后头这些针脚、这些饭菜、这些照料，都是实打实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