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 【永不落幕的剽窃】

　　　　　　　　文 ｜ 贝小戎

　　“抒情的森林”鉴抄以来，第一次感到有些后悔了，局面好像有点失控了：他揭发了那么多人，《秋园》的作者、86岁的杨本芬并不是其中名气最大的，其抄袭行为也不是最恶劣的，引发的反响却是最强烈的。很多读者感到惊讶，自己曾经那么喜欢的作者，也抄袭了？

　　杨本芬的抄袭之所以让人感到困惑，是因为她的抄袭，就像一名百米选手，本可以轻松夺冠，却非要在比赛中搞点小动作：抢跑、吃点违禁药品。或者像一个兜里装着金块、钻石的人，非要偷别人的硬币。她的故事已经足以打动人，为什么还要照搬一些别人的句子呢？这些句子成了书中的盲肠、游泳冠军身上的救生圈、百步穿杨者的瞄准镜。

　　美国作家安妮·法迪曼在《阳光下面无新事》一文中说：“多数的抄袭者本来不需要偷窃，但是他们反复偷窃，明目张胆，使人感到仿佛故意要别人抓住他们似的……当我在亚历山大·林迪的《抄袭与独创》一书中碰到‘偷窃狂’这个字眼时……林迪说，偷窃成疾的抄袭者是身不由己干这种事的。”我宁愿相信，抄袭者是在跟读者玩游戏。有人说，读书的乐趣之一就是发现这种彩蛋。

　　以前剽窃事件都是某一个读者偶然发现的：他可能凑巧连着读了两本书，然后发现第二本抄袭了前面一本。美国文学理论家斯坦利·费什经历过这样戏剧性的一幕：一位学者极力向费什推荐他自己的新书。费什翻到最后—章，读了前两页，觉得写得很不错。但在回去的路上他突然想起了那些令他赞叹不已的文字，开始怀疑他如此喜欢它们的原因，突然想到，那正是他自己的文字。结果作者承认，是他的合著者未经确认就使用了研究生提供的材料。

　　也有人在得知自己的作品被抄袭时，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高兴，他们相信“被抄袭是最高形式的奉承”，这证明自己写得好、有人读，而且抄袭者承认他们无法比自己写得更好。好像没被抄袭过的作家就不是著名作家。英国记者西蒙·巴恩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窗外飞过一只鸟：如何成为一个观鸟者》，很畅销。一位牧师非常喜欢这本书，他写了一本《如何成为一个糟糕的基督徒》。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剽窃者有几种常见的“挡箭牌”。一种是说有些书是自己很久以前读的，到了写作的时候，忘了它们是自己读来的。这就很奇怪了，你记得一长串句子，却不记得句子的作者了？按照这样的逻辑，记性好的人最好不要去当作家，他们更适合去当停车场收费员或餐厅服务员（能够记住几百位熟客的名字、饮食偏好、以前跟谁一起来过）。

　　第二种辩解方式就是说没有什么作品是全新的，都要在继承中发扬。苏珊·桑塔格1999年出版了小说《在美国》，有人发现，书中直接引用了薇拉·凯瑟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克·显克维奇的句子。她回应说：“我使用了这些素材，并且彻底改变了它们。更进一步说，所有文学作品都是一系列的引用和典故的集合。”换个不好听的说法，“作家们都是拾荒者，像垃圾场边的流浪猫一样，翻检着对方的作品”。有的猫混成了首领，比家猫还肥。

　　 （来自3月16日出版发行的《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11期，总第1380期 22页“生活圆桌”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