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最高领袖即将发表首份声明 伊朗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3.5%，全国9000多万人口里，仅德黑兰都市区就聚集了900多万人。对比来看，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是68.7%，伊朗的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不少人印象里的现代化国家。但和亮眼的城市化率不匹配的，是伊朗长期欠发达的经济，尤其是常年遭受国际制裁后，普通人的生活处境越来越艰难。内塔尼亚胡 早在2000年，伊朗就有超过一半的城市人口挤在城郊的棚户区里，这些人大多是从农村进城谋生的破产农民。后来伊朗政府花了不少力气推进住房改善，可到现在，依然有43.64%的城市人口住在棚户区。伊朗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拉升，始于巴列维王朝时期，在此之前，伊朗全国80%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家。1963年，巴列维王朝启动了名为“白色革命”的和平改革，本意是打破封建地主与宗教势力绑定的旧秩序，推动伊朗完成工业化转型。

这场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土地改革，计划把地主手中的土地分给佃农，但为了避免激化矛盾，改革做了大量妥协，比如佃农分到的土地需要分期付款，地主还能保留手中条件最好的整块土地。伊朗本身的自然条件不优越，全国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有限，就算绝大多数农民都分到了土地，很多人还是因为分到的地太小太贫瘠，没法靠种地维持生计，只能选择进城打工。

其实引导农民进城，也是巴列维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当时全球都在效仿欧洲的工业化路径，巴列维认为，大量进城的农民可以补上伊朗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缺口。除了土地改革，巴列维还推出了不少配套措施，比如组建农业合作社、推广农业机械化、给企业工人设置分红制度、赋予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利，还派知识分子下乡普及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想要提升国内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看起来能想到的改革方向，巴列维几乎都覆盖到了，但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过于急于求成，完全没有考虑伊朗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改革推着城市化的速度一路狂奔，传统农村社会崩塌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城市的承接能力。

到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夕，伊朗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50%，我国有着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在2000年后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依然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当时的伊朗，是以成倍的强度集中爆发出来的。巴列维的改革打破了农村延续了上千年的封闭生态，农业机械化和合作化虽然提升了生产效率，却也让农村不得不承受工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还挤出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这些活不下去的农民进了城，却发现城市根本没有能容纳他们的位置，连最基本的住房都没法解决，只能在城郊的棚户区里落脚。和底层民众的艰难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里的王室贵族和资本家，他们靠着石油红利赚得盆满钵满，飞速上涨的物价洗劫了普通人的积蓄，却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

到巴列维王朝末期，伊朗社会的不满情绪已经蔓延到了各个阶层：

知识分子痛恨君主独裁，没有民主空间；

商人痛恨王室和贵族的特权垄断，挤压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教士痛恨社会风气日益开放，自己的传统影响力不断被削弱。而那些被迫进城的破产农民，是处境最惨的群体，他们眼睁睁看着城市里的繁华，自己却失去了所有的生活依靠，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

到了20世纪70年代，除了巴列维王室和少数既得利益者，几乎所有伊朗人都觉得自己是这场改革的受害者，整个社会的不满已经积累到了临界点，只差一个导火索就能彻底爆发。很多人以为，1979年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宗教阶层或者底层百姓最先发动的，事实并非如此。

这场革命最早的发起者，是伊朗的左翼知识分子，运动始于1977年，参与者主要是律师、作家、文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他们发起了一系列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抗议活动。但这些左翼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他们能自由发声、组织活动的宽松环境，恰恰是巴列维王朝的改革创造的。他们既不了解农村和底层民众的真实想法，也没有动员基层群众的能力，却盲目自信，为了推翻巴列维王朝，选择和教士集团合作，自以为能实现强强联手，实际上完全是与虎谋皮。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和扎根伊朗基层上千年，有着完整组织网络的教士集团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他们联手教士集团砸掉的，正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

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很快就被教士集团彻底清算，充分暴露了小布尔乔亚群体的懦弱、无能和幼稚，也印证了不扎根基层的政治力量，终究会被民众抛弃。1979年，巴列维王朝正式倒台，300万伊朗民众涌上街头，迎接流亡海外的霍梅尼回国。在随后的全民公投中，伊斯兰共和国以超过98%的支持率正式成立。当年和霍梅尼结盟的左翼政党，完全高估了自己的群众基础，也严重低估了宗教在伊朗底层民众中的影响力。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很快就被霍梅尼架空，一部分被送到两伊战争的前线充当炮灰，一部分直接被逮捕处决，被霍梅尼肉体消灭的昔日革命盟友，有数万人之多。

最讽刺的是，当年在巴列维时期，带头上街抗议“强制摘头巾”的左翼女权主义者，在霍梅尼掌权后的第一个国际妇女节，就被迫戴上了头巾，而且不许私自摘下。

几十年过去，现在的伊朗年轻人，又在为了能自由摘下头巾而上街抗议，这个国家的历史，折腾了几十年又回到了原点。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伊朗天天喊着反美反以，为什么内部的内鬼这么多，每次遇到外部压力，都没法做到上下一心、坚决抵抗。其实核心原因，就是伊朗的统治集团内部，根本就是一盘散沙。在伊朗的权力体系里，有保守的教士集团，有想要和西方缓和关系的改革派，有手握重兵和经济命脉的革命卫队，还有控制着国内商贸的商人阶层，各个派系的利益诉求完全不一样，甚至是互相冲突的。教士集团要靠严格的宗教规矩，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改革派想要放开经济和社会管控，改善伊朗的国际处境；

革命卫队靠着国际制裁赚钱，怕和西方缓和之后，自己的利益受损。

很多高层官员，嘴上喊着激烈的反美口号，自己的家人、财产都放在美国和欧洲，真的要和西方硬刚的时候，首先担心的就是自己的个人利益受损。这样的统治集团，根本不可能做到上下一心，内鬼多、没法坚决抵抗，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如果伊朗的统治集团崩溃，会对我们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首先要明确的是，伊朗的原油进口，只占我们总进口量的14%，就算供应突然中断，我们也可以通过拓展其他石油来源，加上国内的战略储备油来补充，并不会到生死攸关的地步。但伊朗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全世界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海运石油，都要从这个海峡经过，我们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占了总进口量的一半以上。一旦伊朗崩溃，国内陷入全面混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就没法得到保障，这对我们的能源安全，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还有我们在伊朗的投资，虽然规模不算大，但也有不少基建和能源项目，一旦伊朗陷入内乱，这些项目很可能会打水漂，我们的资产安全没法得到保障。我们不喜欢自诩“神之选民”的以色列，也非常同情在局势动荡中受害的伊朗普通民众，但对于伊朗高层由教棍和内鬼组成的统治集团，其实不必倾注过多的同情。如果伊朗的统治集团出现变动，未必是一件坏事，只要伊朗能出现一个稳定、政策连贯的政府，不管它是不是亲美，只要能尊重市场规则，保障外国投资的安全，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稳定，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坏结果。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最关键的应对措施，就是分散自己的石油进口来源，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同时扩大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推进的事情。

最重要的，还是要踏踏实实发展自己的实力，把自己的市场做大做强，只要我们的经济有足够的吸引力，全世界的国家都想和我们做生意，就没人愿意跟着美国一起对付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缺乏最基本的世界地理和贸易常识，很容易被网上的爽文带偏节奏。比如前段时间，很多人天天沉溺在胡塞武装打击美国航母的小作文里，觉得特别解气，却完全不知道，红海到苏伊士运河的这条航线，对美国来说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是东亚，和这些国家的贸易，可以走跨越太平洋的航线；第二是和欧洲的贸易，主要走大西洋航线；第三是和拉美国家的贸易，更不会经过红海航线。只有原油进口可能会走这条线，但美国本身就是产油大国，对波斯湾原油的依赖程度非常低。但这条红海航线，对我们中国对欧洲的出口贸易至关重要，我们出口到欧洲的商品，大部分都要走这条航线。胡塞武装在红海闹得越凶，我们的海运成本就越高，交货时间就越长，损失最大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也是一样，很多人觉得伊朗可以封锁海峡反制美国，却不知道一旦海峡被封锁，受影响最大的，是依赖波斯湾石油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