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芝秀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多年与女儿在杭州相遇，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已下嫁工人并生下一子，她的一句话，让女儿深感理解，还每月寄钱给她。 1962年的杭州秋天，西湖边的风已经带了凉意。那是常沙娜一生中最难定性的一个下午。当时她正值盛年，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名教师，事业与风度都处在攀升期。然而就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她撞见了一个让她几乎不敢认的女人。 那个女人穿着洗得泛白的旧棉袄，裤脚上还沾着泥点。她头发乱得像一团枯草，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破布包，正畏缩在菜市场边缘，盯着地上的残叶发愣。那是陈芝秀。 17年前，她是穿着旗袍、在里昂美术学校雕刻艺术的巴黎名媛。此刻，她只是杭州城郊一个锅炉工人的妻子，一个目光呆滞、甚至有些神神叨叨的底层老妪。 这种身份的断裂感，让常沙娜在街头站了很久，双腿像被钉在了石板路上。距离母亲那场惊天动地的“私奔”，已经过去了17年。对于一个曾在敦煌大漠里守着空屋子、一边帮父亲处理临摹稿、一边拉扯四岁弟弟长大的14岁女孩来说，这17年里的每一天，都浸泡在一种叫作“恨”的情绪里。 可就在她们坐进那间简陋茶馆，当陈芝秀抬起头，那双曾经灵动的、如今却布满浑浊泪水的眼睛对上女儿的目光时，常沙娜积攒了半辈子的愤怒，竟然诡异地哑了火。 陈芝秀死死低着头，那双布满老茧、由于常年劳作而开裂得像树皮一样的手，局促地在打满补丁的衣角上搓动。 就在那个下午，陈芝秀抖着嗓子说出了一句话，直接把常沙娜心里那道坚固的防线给彻底击穿了。她说：“沙娜，妈当年真的不是想害你们，我只是想逃开那片吃人的风沙啊。” 这可能吗？一个母亲怎么忍心为了逃避风沙，就把亲骨肉扔在荒漠里？但如果你真的读懂了陈芝秀的前半生，你就会发现，这并非一个坏女人的处心积虑，而是一个普通生命在极端压迫下的彻底崩塌。 我们可以把时间轴拨回到1927年的巴黎。那时的陈芝秀与常书鸿，是塞纳河畔最令人艳羡的一对。他们白天在里昂和巴黎的美术院校钻研雕塑与油画，晚上在咖啡馆和友人争辩。那是艺术的镀金时代。 1931年常沙娜在里昂出生时，陈芝秀的身份是前卫的艺术家。她在法国多次举办展览，那是她生命的巅峰，优雅、富足、满是理想。 如果没有1936年常书鸿在旧书摊偶然翻开的那本《敦煌石窟图录》，陈芝秀的一生或许会在某个艺术馆里圆满收尾。但常书鸿被那种大美的传统艺术点燃了，他像个圣徒一样，不由分说地要把全家带回那个动荡的、满是尘土的故土。 1943年，当这一家人跋涉到敦煌莫高窟时，对于常书鸿来说，那是朝圣。但对于陈芝秀来说，那是殉葬。 当时的敦煌是什么样？没有电，饮水要翻山去取，冬天寒风能顺着土墙缝直接把毛巾冻在脸上。曾经用来拿刻刀、调颜色的双手，现在每天要劈柴、挑水、烧火。 更绝望的是常书鸿的“缺失”。他太纯粹了，把所有的爱都给了那些冷冰冰的壁画。他可以在洞窟里一待一天，却忘了家里那个习惯了法式沙龙的妻子，正被孤独和风沙一点点蚕食。 赵忠清就是在这种精神荒原里出现的。他是常书鸿的下属，更是陈芝秀的浙江老乡。他不需要懂艺术，他只需要给陈芝秀递一碗热水，能在她抱怨时点点头，能听懂那些关于江南烟雨的梦呓。赵忠清提供的不是出轨的刺激，而是那种在吃人荒漠里救命的情绪价值。 1945年那个夏天，陈芝秀留下一张去兰州看病的字条，头也不回地跳上了赵忠清的卡车。 那一刻，她甚至连最心疼的儿子常嘉陵都顾不上了。常书鸿发现真相后，发了疯一样骑马狂追了300多里，最后因为体力不支连人带马摔在戈壁滩上，那是真真切切的“死过一回”。 随后，一张登报离婚协议，彻底宣告了这个家族的解体。常沙娜就在那种极端窒息的环境下，被迫提前长成了大人。她得煮饭，得看孩子，还得帮那个心如死灰的父亲重振研究所。 然而，命运给陈芝秀准备的“自由”，保质期短得惊人。她以为逃离了敦煌就能回到天堂，结果等待她的是更深的深渊。建国初期，赵忠清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死在了狱中。 那个曾经的巴黎名媛，在那个讲究出身和阶级的年代，瞬间沦为“反革命家属”。为了活下去，她不得不选择最彻底的降级——嫁给一个普通的锅炉工人。 1962年重逢前，陈芝秀已在杭州底层挣扎十余年，昔日优雅的艺术女性沦为落魄妇人。常沙娜见到卑微憔悴的母亲，虽无法原谅当年的抛弃，却心生悲悯。 此后直至1979年母亲去世，她瞒着家人，每月坚持给陈芝秀寄钱，维持其最后的体面，即便遭弟弟反对也未曾中断。 常书鸿晚年辉煌，回忆录里抹去了陈芝秀。 常沙娜继承父志传承敦煌艺术，却始终记挂着落魄的母亲，母亲离世后还接济同母异父弟弟。在这场家族悲剧里，她以数十年沉默的接济，缝补亲情裂痕，给予凋零生命最后的温暖与体面。 参考信息：光明日报文摘报.(2001-02-22).敦煌梦儿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