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钱穆提醒蒋介石，中华民国的首都不能再设在南京了，应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作选择，不然非失败不可。   1946年的5月5日，南京城里全是红绸子，蒋介石踩着红毯进了国民政府大会堂，他觉得抗战赢了，终于能回“家”歇脚了，可这地儿在钱穆看来却是民族意志的滑铁卢，早在1912年，章太炎就给议会捎过信，把定都南方的“五害”摆在了桌面上。   他警告说，中枢要是窝在南方，北边那些土地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迟早要出大乱子，最扎心的是，你离老百姓太远，北方那些汉子的心，早晚得被这层冷漠给吹散了，钱穆在1942年到1945年间，盯着世界地图琢磨出个理儿，他管这叫文明的逆流论。   那帮西方强国，哪个不是从暖和地界儿往寒风里闯，从希腊一直挪到了苏维埃，地势越走越高，天儿越走越冷，人的骨头反倒越磨越硬，这叫有进取心的生命力，反观我们，文明重心像盆泼在斜坡上的水，从高亢的黄土地，一路顺溜滑向了珠江口。   这一路滑下去可全是甜水和温床，人一旦钻进被窝就不想起来，这就叫文化上的偷懒，钱穆那时候急得直跺脚，他觉得要是再不逆流而上，这民族的韧劲非得被泡软了不可，他甚至把当时的中国比作个“半身不遂”的重病人，这个比喻简直是在揭当政者的皮。   东南沿海像是长了肿瘤，所有的养分和阔绰全堆在那儿，看着热闹，其实快谢了，而广大的西北和华北呢，在失血，在干枯，像个没了知觉的空壳子，只能在那儿等死，这种冷热不均的畸形样子，在他眼里就是龙卷风的引信，随时能把整个江山给卷飞。   他给出的方子特别刚烈：搞大对流，强行把首都往北方、往西安或北平的方向硬拽，得靠政治那双大手，把南方的血气重新往枯萎的躯干里灌，让全国的经脉重新通畅。   况且那时候的国际局势，苏联在北边像头饿狼，你不仅不顶上去，反而往长江南边缩，这种战略上的未战先怯，在钱穆看来就是把北方大门敞开，白白送给对手去填空。   美国人华莱士1944年访华时也说了大实话：西北才是中国复兴的正门，沿海只是侧窗，可惜蒋介石只顾着算他那笔战术小账，他离不开江浙财阀的供养，离不开南方的安逸。   去西安吃沙子还是去北京钻胡同，在他眼里，这哪有守着现成的江浙金山来得稳当，于是他一头扎进南京的“福地”里，可大脑缩在后头，对北方的感知力就彻底断了线。   南京的高官在秦淮河边醉生梦死，北方的土地上，另一股强韧的力量正在疯狂扎根，历史的纠偏从来都是暴力的。   到了1949年，在十一个候选城市里，南京头一个被划掉，因为那地方“旧窝”味儿太重，全是权贵气，离地里长出来的民心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年9月27日，定都北京的消息一落槌，其实是新政权要把国家从泥潭里生拽出来，这哪是选个地方办公啊，这是选择要在最冷、最硬的前哨，去盯着那个大变局的世界。   如今再咂摸这桩往事，其实道理还没过时：逆水行舟虽然苦，可顺水推舟死得快，当年那些贪图舒服、顺流而下的人，最后都被那股舒适的浪潮，彻底卷进了历史的深坑。信息来源：中华网——钱穆：中国的国都，决不可设在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