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初的一个清晨，初升的太阳照在北平师范大学的红砖墙上，37岁的启功拎着粉笔走进教室。黑板上写着“《滕王阁序》赏析”几个大字，他却忽然停住，摸了摸胸前贴身的小布囊——那里放着妻子章宝琛一针一线缝好的手帕，细密得几乎挑不出错处。讲台下的学生不知道，这位台上侃侃而谈的国学名师，家中等着他的，是一位不识字却能读懂他所有沉默的农村女子。

时间往前推回到1912年7月26日。那天，紫禁城的钟声还未完全散去，新生的共和国里，一个皇族婴儿在西城一座老宅里呱呱坠地。族谱写得清清楚楚：他是雍正皇帝第九世孙，乳名“小四儿”，后来取表字“启功”，寄望“以学业开家声”。偏偏这一声望盛名伴随的是生来就被宿命追赶的坎坷——父亲一年后病逝，母亲带着他在漏风的偏屋里熬夜缝补，勉强维持门第体面。

1932年3月，旧京细雨。祭祖那日，启功被母亲催着去胡同口迎一个帮忙的小姑娘。油纸伞下的章宝琛圆脸、塌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衣摆还沾着泥点子。启功当时心里“噔”一下，随即又沉下去。他后来笑说那一刻像是翻到一本缺页的旧书，先嫌弃排版，再被内容打动。母亲一句“娘苦，你成家我才安心”，让他对这桩包办婚姻无从拒绝，只能答应。三个月后，20岁的他和18岁的她在西城小四合院成亲，没有“琴瑟和鸣”的华美，只有两碗热呼呼的炸酱面。

日子很快揭开真正的考卷。宝琛识不得一个大字，却能把一套旧被面拆了又缝出两床新被褥；她听不懂青灯黄卷里的典故，却能在丈夫被炒鱿鱼的第二天跑去集市摆摊卖画。1935年的那个雪夜，她坐在马扎上守着几卷字画，呼气成霜，“只剩两幅啦”的吆喝声比雪更凉、更亮。启功赶来时只说了一句：“跟我回家吧，别冻坏手。”这句看似平淡的关心，成了他们之后数十年风霜雨雪里的暗号。

抗战时期，他辗转教书卖画，她挤在灯下纳鞋垫。最难的时候，家里一度只剩半袋玉米面。宝琛把母亲留下的银簪典当，换回几斤面粉和一块红糖。启功埋头写《诗文声律论稿》，书稿堆得像小山，“写得口干舌燥，人要吃饭啊”，宝琛笑着递水。有人背后酸他“皇族末裔落魄得卖字”，宝琛只是低声嘟囔：“皇族也得吃馒头。”启功听见，嘴角一弯，笔锋突然流畅。

1957年，白事重叠。母亲和姑姑先后辞世，丧宴里大小事宜几乎压在宝琛一人肩头。出殡那天，启功郑重地对她行跪拜礼，低声喊了一句“姐姐”。这一声成了往后半生的爱称，像细线，把学者与村妇、书卷与柴米缝得更紧。

年代风云起伏，启功也挨过苦日子。一次情绪崩溃，他把《诗文声律论稿》手稿狠心丢进火盆。宝琛手不抖地伸进火里抢，手背起了水泡，她却只顾拍落灰烬，“这可是命根子”。启功拉着她，嗓子发哑：“傻人。”宝琛答：“书有了，你才是你。”两句对话，外人听来平淡无奇，却成了一段学术命脉存续的关键。

1975年，宝琛久病不起，最放不下的还是“无子”心结。她不断交代：“你得有人照顾，别硬撑。”启功逗她：“哪有人跟着老头子。”她微笑摇头：“我肯定赢。”临终前，她悄悄告诉他：“院墙角有东西。”启功扒出一个大缸，四个麻袋全是三十年间他写的稿、画的画、摘的笔记，一件不少。那夜，他写下《痛心篇》，字里行间像雨打残荷，眼泪与墨混在一起。

1975年深秋，她走了。两个月后，学校给了启功一套新房，他第一时间跑到八宝山：“宝琛，我们有自己房子了。”夜里他做两菜一汤，夹到她生前用的碗里，直到碗里堆成小山才停筷，随后伏案而哭。此后每年清明，他都带着空碗回去“接”她，坐公交回城，一个座位留给她。

1979年待遇恢复，他领到一级工资，却把名额让给同事，只淡淡一句：“够花就行。”有人劝他续娶，他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床；1995年女画家登门自荐，他只轻声念李商隐：“曾经沧海难为水。”对方听懂，默默离去。

2005年6月30日，93岁的启功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安静地合上双眼，床头摆着那条褪色的手帕。亲友问遗愿，他只留下八个字：“生同衾，死同穴。”同年夏末，骨灰盒并列埋入香山脚下的小墓地，合葬落款写着：启功、章宝琛。碑前没有华丽辞藻，只有一句平平常常的注脚：“七十三载，相携而行。”

三代单传的皇族血脉就此断绝，却留下了更难续写的传奇——一位雍正后代的国学大师，用三尺讲台与一生笔墨，兑现了娶妻时最朴素的誓言：寒门农妇也能并肩看遍世间风雨，直到尘埃落定，与君同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