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战争岁月里，党内曾多次出现违背毛主席正确主张的情况，每一次都以惨重失败告终，最后都是毛主席力挽狂澜收拾残局，带领队伍走出绝境、走向胜利。 秋收起义那会儿，队伍差点就散了。1927年9月，五千多人的起义军攻打长沙受挫，退到文家市时只剩两千多人。师长余洒度还嚷嚷着要继续打大城市，士兵们饿着肚子，疟疾痢疾横行，一个个垂头丧气。 毛主席站在土堆上讲话，声音不大却字字砸进人心窝里：“敌人只是在咱们屁股后面放冷枪，有什么了不起？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咱们有这几百条枪，还怕干不成革命？”可光靠喊话撑不住队伍，旧军队那套军阀作风还在——军官顿顿要四菜一汤，士兵逃跑就直接枪毙。 毛主席把行刑队拦下来，给想走的士兵每人发两块大洋路费，只要求把枪留下。三湾村那三天，他把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监督军官，一千人的残兵败将愣是改造成了有魂的队伍。没有这三湾改编，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根本点不燃。 上了井冈山也不消停。1928年12月，朱培德的滇军刚被打跑，何键的湘军就压过来了，三万人对六千，硬守就是死路一条。柏露会议上吵翻了天，有人要死守，有人要分散游击。毛主席提出“围魏救赵”——主力下山打赣南，把敌人引出去。 结果呢？3600人离开根据地，在赣南山区被刘士毅旅追着打，圳下村那一夜军部差点被端掉，朱德大衣都跑丢了，妻子伍若兰被捕牺牲。最困苦的时候，队伍里弥漫着绝望情绪，毛主席给中央写报告都承认“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转机出现在大柏地，那条五公里长的山谷成了伏击场。大年三十布阵，年初一开打，连朱德都亲自冲锋，平时很少摸枪的毛主席也提枪上阵。激战五个小时，歼敌八百，缴枪八百。绝境翻盘，靠的不是运气，是把地形、敌情、时机算到骨子里的战场嗅觉。 真正的生死考验在1934年。博古、李德那套“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把中央苏区都快打没了。毛主席多次反对打赣州，话说得很重：“赣州三面环水，城墙高两丈，硬打就是送死！”没人听。结果红三军团围城33天，伤亡三千多，进退两难。等到湘江战役，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江面都被血染红了。 李德还要把失利的师长周子昆送军事法庭，毛主席直接挡下来：“败仗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毛主席一次次建议转兵贵州，博古李德就是不听。直到遵义城那座二层小楼里，20个人开了三天会，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发言，张闻天拿着反报告提纲，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才把军事指挥权交回到毛主席手里。 接过这副担子时，红军正被四十万敌军围在黔北。老蒋亲飞重庆坐镇，薛岳、周浑元、滇军、川军、湘军、桂军，六路合围。毛主席指挥部队三渡赤水，把敌人调动得晕头转向。打鼓新场那场争论最险——所有人都主张打，只有他一个人反对。 表决时13票对1票，前敌政委的职务当场被撤掉。那天晚上他提着马灯走几里山路找周恩来，硬是把进攻命令追了回来。第二天情报证实，打鼓新场周围埋伏着三个旅的敌军。四渡赤水被他自己称为“得意之作”，三万红军在川黔滇边境来回穿插，愣是把绝路走成了活棋。 过草地时又遇上张国焘闹分裂。红四方面军八万人，中央红军只剩一万多，张国焘觉得“谁人多枪多谁就是中央”。他要南下，毛主席坚持北上。那份“武力解决”的密电送到时，陈昌浩正在讲话，叶剑英先看到，转身就报告了毛主席。连夜紧急转移，毛主席后来对斯诺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腊子口天险，八米宽的隘口，敌人碉堡修在悬崖上。 红四团强攻六次都冲不上去，最后是个贵州彝族小战士，用带铁钩的竹竿爬上百米峭壁，用绑腿结成的绳子把突击队拉上去，从山顶往下扔手榴弹，才撕开了北上的通道。聂荣臻后来说，拿不下腊子口，红军往南回不去，往北出不去，政治上军事上都要陷入绝境。 1935年10月到陕北时，红军穷得连过冬的钱都没有。毛主席亲笔写信向徐海东借2500大洋，红二十五军军需部长查了查家底，送去5000块。这点钱也就解燃眉之急，陕北二十个县，四十万人口，土地贫瘠，养活自己都难。可就是在这片黄土地上，毛主席带着三万人的队伍，十三后年打下了天下。 回头看这些关口，每一次都是命悬一线。秋收起义失败时，井冈山被围时，湘江血战后，土城受挫时，草地分裂时——但凡有一次决策错了，历史就得改写。为什么毛主席能力挽狂澜？不是因为他不会犯错，而是他比谁都清楚：打仗不是摆阵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得知道农民想要什么，得明白山地怎么走，得算准敌人下一步往哪动。那些喝过洋墨水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地图上画直线，理论上背教条，真到了战场上，血流成河的数字他们担不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