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1977年，刘琦的生活变得和很多知青一样，不再拥有太多的主动权，她刚满32岁，返城的希望彻底落空。1965年她下乡，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们听到“上山下乡”这四个字时。 心里多少都有点激动。她记得自己刚到红柳圪旦村的时候，被村里的房子和泥泞的道路吓了一跳，一切都跟城市完全不一样。 家里条件不错，父母也心疼自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农村生活，她一时半会真的适应不来。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干不完的地里的活。 扛着锄头，跟村民们一起下地，几天下来，手上脚上到处都是水泡。那些天里，她累到晚上倒头就睡，中午都舍不得多休息一会，刚躺下想着多眯一小会，心里又想，今天还有多少活没干完。 家里寄来的信，总是劝她要坚持下去，还说国家需要他们。其实刘琦最盼的就是快点熬到能回城，她觉得日子总是会好起来的。 村里人慢慢也都知道她是城里的知青，看她步子慢、手脚生疏，起初总有点不理解。是刘三海主动帮她的最多。 大家干活累得不说话的时候，只有三海愿意和她搭两句，甚至偷偷给她留点干粮。每当刘琦哭鼻子撑不下去，刘三海总在一边安慰她，这让她心里觉得没那么孤单。 有知情人后来回忆，那会下乡知青其实有不少像刘琦这样靠朋友、靠当地青年的帮助才撑下来。刘琦和三海的熟悉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积累着，但她一直没把结婚放在心上。 她以为自己迟早能等到回城的安排。直到她发现，知青一个个都陆续被批准离开，有的人甚至比她下乡还晚，自己却一直没等到那封让人高兴的信。 那段时间，她每天回村头的广播室查名单、凑近耳朵盼一条消息。最终却收到家里的回信，说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短期内没有返城的指标。 刘琦那一刻觉得天都塌了，家里不再提将她接回的事，热切的盼头落了空。她慢慢地不再一天到晚盼望什么，希望也淡了。 也就在这时候，三海依然没变，依然帮她。当别的知青都开始谈对象、打算扎根，刘琦思前想后，终于决定与三海成家。和三海说完打算，他没有半点犹豫，甚至比她还高兴。 两人很快就成了亲。结婚初期，夫妻感情还算不错。每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家，虽然日子朴素也不富裕，但两个人守着一间屋子，总算有人可以说说话、互相搭把手。 结婚时，村里人都来帮忙，虽然礼无几样，但气氛热闹。这番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当刘琦怀上第一个孩子时，三海表现得格外殷勤，每天嘘寒问暖。 但孩子出生后，她发现三海的态度一下变了样。她生了个女儿，三海看了第一眼就没什么表情，随后脸色越来越难看。他阴沉地说，如果是个男孩就好了。 起初，刘琦没太在意，以为三海只是太累了。直到后来，三海对孩子冷淡，对她的话变得更少，家里的气氛也慢慢紧张了起来。 后来，她又怀孕，这次刚提到怀孕的事，三海就连说带笑地盼着是个男孩。可是，第二胎又是女儿。三海彻底沉了脸，甚至对村里人说不上几句话。 他开始怪刘琦连个儿子都不能生，偶尔还闹起脾气。村里人都能察觉家里的气氛不对劲，见到刘琦带着女儿干活，有的悄悄议论。 随着两个孩子的到来，家里的负担也重了。计划生育政策刚刚推广，村干部来家里做工作强调不能再生第三胎。三海常常在外喝闷酒，回来就冲家里发脾气。 把情绪都撒在刘琦和女儿身上。家里渐渐没有说笑，冷冰冰的。他还带回一个远亲家的小男孩进门，美其名曰帮亲戚，也更关注那孩子，对两个亲生女儿却不管不问。 刘琦没少为这事和三海红过脸。她看到别的知青回了城，乡村生活从百般努力变成了无奈坚持。两个女儿和那个男孩常常一起玩，表面平静，但刘琦心里始终不是滋味。 家务全靠她一人，种地、做饭、照顾孩子，一样也不落下。三海变得越来越懒，每天不是出去串门，就是喝酒，有时候回来还会凶她。 刘琦一边带大孩子，一边忍着委屈忙活，心里想的还是撑过去日子会不会变。这样的日子年复一年，三海的态度没见好转。 那名男孩长到能帮家里干活，三海对他的话多，对刘琦母女的话很少。有一次大年三十，家家户户贴春联、熬年夜饭，三海却借故回家一通责骂刘琦后。 甩门而出和人喝酒去了。刘琦一个人坐在屋里，看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愣神。那一年冬天像往年一样冷，屋外的雪下了一夜，屋里一阵阵寒意。 她没有再喊，也没有再等。悄悄写了张字条，留下对这段婚姻的悔恨与无奈。家里后来发现，三个孩子被左邻右舍帮扶着生活下去。 再有人提起刘琦和她的两个女儿，村里老人依旧记得当年知青下乡时的热闹，也记得那个总是默默干活、很少抱怨的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