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外交家章含之女士晚年曾因肾病经历多次治疗。据其女洪晃及多方资料证实，章含之因健康原因先后接受两次肾脏移植手术。 说起章含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她那段传奇的外交生涯，还有她和乔冠华那段令人唏嘘的爱情。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在外交场上谈笑风生的女性，晚年却在与病魔进行着漫长而艰难的拉锯战。肾病这个东西，一旦缠上，就像个甩不掉的影子，一点点吞噬掉人的精气神。章含之第一次发现肾脏有问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那时候她刚从外交部卸任不久，本想着能喘口气，享受一下难得的清闲时光，结果身体却亮起了红灯。起初只是觉得乏力，夜里起夜次数变多，她没太当回事，以为是年纪大了的自然反应。可随着时间推移，症状越来越重，去医院一查，肌酐值已经高得吓人，医生直接告诉她，必须马上开始透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候的透析条件远不如现在，每次治疗都要好几个小时，扎针、引血、过滤、回输，一套流程下来，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章含之性格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她一边配合治疗，一边还在坚持写回忆录，记录自己见证的那些风云变幻。身边人都劝她歇着，她却说：“我这辈子都在跟各种难题打交道，这点病痛算什么。”可病痛不会因为你意志坚定就绕道走，几年下来，透析的效果越来越差，医生的建议也越来越明确——必须换肾。 第一次肾移植手术是在1996年，供体来自一位不幸去世的年轻人。手术很成功，术后初期，章含之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脸色红润起来，甚至能重新拿起笔写文章。她曾在接受采访时感慨，说这次手术像是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那段时间，洪晃经常陪在她身边，看着母亲慢慢恢复，心里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母亲的痛苦减轻了，担忧的是移植后的排异反应随时可能出现。果然，好景不长，不到三年，新肾脏就出现了慢性排斥，各项指标又开始往下滑。 2000年前后，章含之不得不住进医院，准备第二次换肾。这一次，过程比第一次更凶险。长期透析让她的血管状况变得很差，手术风险成倍增加。而且，找到合适的供体并不容易，全家人都跟着着急。 那阵子，洪晃几乎推掉了所有工作，天天守在医院，帮着联系医院、找医生、打听供体信息。章含之躺在病床上，看着女儿忙前忙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把女儿教育得独立、有主见，可到了自己最脆弱的时候，却要女儿放下一切来照顾，这种反差让她既感动又心酸。 第二次手术最终还是做了，虽然过程一波三折，但总算挺了过来。术后的恢复期比第一次更长，章含之的身体机能大不如前，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但她骨子里的那股韧劲没散，身体稍微好一点，就开始整理自己的旧物，翻出那些老照片、老文件，继续完善她的回忆录。 她说，自己这辈子经历了太多，如果不把这些记下来，后人就不知道那个年代的真实样子了。2008年，章含之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她的一生，从名门闺秀到外交官，从婚姻波折到晚年抗病，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 回头看章含之的两次肾移植，其实折射出的是那个时代医疗条件的局限。90年代的器官移植技术还不像现在这么成熟，免疫抑制剂的种类少，副作用也大，患者的生活质量很难保证。而且，当时器官捐献的观念还没普及，大部分供体都来自意外死亡者，匹配成功率很低。 章含之能两次等到合适的肾源，除了运气，也离不开当时医疗团队的努力。她的经历，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器官捐献的重要性。现在，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已经完善了很多，登记人数逐年增加，但缺口依然很大。像章含之这样的患者，如果在今天，或许能得到更及时的治疗，生存质量也会更高。 章含之晚年很少对外提及自己的病痛，她更愿意人们记住她的外交成就，记住她翻译《红楼梦》的贡献，记住她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角色。这种选择，其实是她一贯的性格使然——永远把光鲜的一面留给别人，把风雨留给自己扛。 洪晃后来在回忆母亲时说过，她从来没见过母亲抱怨过一句病痛，哪怕在最难受的时候，也只是安静地接受治疗，然后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这种沉默的坚韧，比任何口号都有力量。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在时代的浪潮里乘风破浪，也可以在命运的捉弄下默默承受，但无论哪种境遇，都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责任的担当。 如今，距离章含之去世已经过去十多年，她的外交手稿、她的回忆录，依然在被后人翻阅。而那些关于肾移植的故事，也成了她人生篇章里沉重却真实的一页。它提醒我们，再强大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再辉煌的人生也需要健康的支撑。尊重生命，珍惜健康，或许才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