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王家烈被蒋介石逼迫，交出兵权后考察散心，蒋介石也够意思，给了3万大洋路费，不想，王家烈前脚上飞机，后脚，特务就把他的贵州老窝给“端了”！ 1935年，王家烈在贵州的权势已经达到了顶峰。他原本只是桐梓一个普通农家孩子，少年丧父，靠着给别人背盐、打短工度日。 步入军旅后，王家烈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吃苦耐劳和胆识，从一个小兵做起，历经黔军风雨，最后在贵州站稳脚跟。 他娶了家乡有名的商户之女万淑芬，家里添了武器财物，事业更加兴旺。万淑芬不仅聪明能干，也善于打理家事，是王家烈背后的得力助手。 贵州自民国初期就是众多军阀角力的地方，王家烈能以黔军将领的身份脱颖而出，靠的是在多次大小冲突中的敏锐应变。 他逐步升任团长、旅长，再到贵州省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方方面面都掌控得住。平日里，他既要压住地方势力，也要应付中央政府的架空和防范。 彼时黔军与桂系、滇系都有交往，王家烈尤希望通过“互助”增强对抗能力。不过，这样的举动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此时已经开始逐步整合地方军权，对贵州虎视眈眈。 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路过遵义。贵州局势顿时变得复杂，王家烈既想稳住地盘，又顾忌中央军的野心。结果红军攻克遵义，贵州西部局势吃紧。 蒋介石以剿共名义让薛岳部嫡系部队驻扎贵阳，顺势接管贵州城防，王家烈的实际权力受到严厉削弱。同时，蒋介石不再给黔军发饷。 又暗地拉拢了王家烈的亲信师长何知重、柏辉章，从经济上断了王家烈的后路。许多史料记载，军中发生严重闹饷事件，手下人心浮动，难以安抚。 面对外有中央威胁、内有部下倒戈，王家烈没了底气。1935年春，他被召到南京述职。会议桌前，蒋介石直接让其二选一：留省主席还是留军权。 两个选择实际上都已被进一步设局，一旦失去军权，贵州也将不再属于王家烈的势力范围。王家烈举棋不定，最后只得应下交出二十五军军权。 蒋介石表面风度极佳，批准了给王家烈三万大洋“路费”，还安排张学良与他同机前往汉口休整。王家烈临行前，万淑芬再三劝他提高警惕。 可王家烈终究还是上了飞机。根据公开记载，他前脚刚离开贵阳，特务人员即刻赶到其公馆，对家产展开搜查，包括库银、细软和地产契据，全部登记封存。 王家烈平日依靠的亲信当场被带走审查。贵州当地很快就见诸报端，指责王家烈“贪污受贿”等问题，曾经的“贵州王”一夜之间成了报纸头条的负面人物。 此时的贵阳人心惶惶，地方很多权贵资产因牵涉其中而被冻结。媒体公开报道时，把当天抄查所得当作铁证，列举金银细软、账本卷宗一一列明，部分还刊登了照片。 这些史料在后来不少地方志与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王家烈本人则人在汉口，看到报纸报道，感到震惊和无助。 他原本以为“路费”与“休整”只是表面上的顺水人情，事实上却是转移走人、抽空地方势力的布置。抄家之后，贵州地方权力架构由中央接管，蒋介石顺势把贵州军政收入中央掌控。 王家烈被安置在南京，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实际上是脱离实权。此后他的行动范围和言论都受到特务机关密切监督。 晚年回忆相关经历时，王家烈公开承认，自己的家产和老部下一夜之间都没了安排空间。王家烈被软禁时期，贵州不少老下属境况都相似，地方军队人心流散，原有体系被重组。 新中国成立后，王家烈没有参与任何反动活动，有史料显示，他卖掉账下房产捐给政府，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还协助贵州新政权组织整合地方资源，担任政协副主席，并参与地方志编纂。 关于这些年王家烈的表现，不少文献显示他始终坚持安分守己，不愿意再涉足权力斗争。他晚年更愿意回忆小时候的背盐年代，认为那段时光比起后来权力风波更能令人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