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7岁梁从诫被下放江西劳动，妻子周如枚立刻提离婚，还给儿子改名换姓，不久后改嫁，12年后，人们看到周如枚的下场，纷纷感慨：凉薄之人，终究没有好下场！ 1950年夏天，清华园的梧桐叶刚泛黄，梁从诫帮着新生周如枚拎行李。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1954年，两人办了一场极简的婚礼，婚房就是周家在北大燕南园杂物间腾出来的屋子。婚后一年，儿子梁鉴出生。 然而，时代的灰尘落在一个家庭头上，就是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 1969年，风云突变。37岁的梁从诫因为家庭历史原因，被下放到江西余干县的“五七干校”劳动。那一年江西的冬天极冷，鄱阳湖刮来的风像刀子一样割人。梁从诫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袄，蹲在土灶前煮着灰绿色的野菜和红薯干，等来的没有妻子的嘘寒问暖，却是一封盖着公章的离婚信。 在这封信里，周如枚的态度斩钉截铁。她不仅要求立刻解除婚姻关系，还做了一件在当时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甚至被骂作“绝情”的事：她通过手段拿到了儿子的抚养权，并且毫不犹豫地把儿子的名字从“梁鉴”改成了“周志兵”。 连姓都给改了。这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几乎等同于跟男方家族彻底决裂，甚至带有一点“划清界限、踩上一脚”的意味。 梁从诫在江西的牛棚里，看着那封信，一言不发。他把痛苦全部咽进了肚子里。 离婚后的周如枚，带着改姓的儿子回了娘家。没过多久，她就遇到了中国现代麻醉学的奠基人谢荣。谢荣完全不介意她的过去，两人迅速重组了家庭，后来还生下了一个女儿谢兰。 就在大家都以为周如枚靠着“精明”和“自保”过上了幸福安稳的下半生时，命运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1980年，周如枚突发重病，病情发展得极其迅速。即便她拥有顶级的医疗资源，即便她的现任丈夫就是医学泰斗，依然无力回天。这一年，周如枚在痛苦中病逝，年仅49岁。 消息传出，坊间议论纷纷。无数人冷嘲热讽，说这就是抛夫弃子的下场，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最终结局。 但我们如果把视角拉回到那个疯狂的年代，你真的忍心痛骂周如枚吗？ 周如枚当时面临的，是一个解不开的死局。如果她不离婚，她作为“黑五类”的家属，翻译工作会立刻停摆，甚至会被批斗。更致命的是，她的儿子梁鉴将彻底失去上学的资格，这辈子都会被打入另册，永无翻身之日。 给儿子改姓“周”，这其实是一招极度痛苦的险棋。一方面，周培源膝下只有三个女儿，周家没有男丁，让外孙改姓周，算是延续了周家的香火，抚慰了老父亲的心；另一方面，靠着当时依然有些威望的外公周培源的庇护，姓“周”能让这个无辜的孩子在这个乱世中活下去，少受一点白眼和折磨。 所以，这根本就毫无“凉薄”可言，这纯粹是一个母亲为了保全骨肉、保全娘家，在悬崖边上做出的断腕之举。 梁从诫从头到尾，没有对周如枚说过半个“不”字，更没有在晚年写回忆录时骂过前妻一句。他甚至公开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生活道路，由于我的过错，未能与她一同走完。但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永远是我一个最美好、最幸福的回忆。” 大家品品这胸襟。他太懂那个年代的残酷了，他深知妻子的无奈。同意儿子改姓，又何尝没有他作为一个父亲，希望儿子平安顺遂的隐忍？ 熬过了十年的江西下放岁月，梁从诫终于回到了北京。凭借他的家学渊源，他原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做个历史系的老教授，受人敬仰。 但他骨子里流淌着梁启超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血液。80年代，在主编《百科知识》时，他看到了中国乡镇企业疯狂发展带来的巨大环境污染。清澈的河流发臭，土壤被重金属侵蚀。 1994年，62岁的梁从诫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他放弃了安稳的学术道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 在这个年纪，别人都在颐养天年，梁从诫却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去开政协会，门卫拦着不让进，死活不相信这个骑破车、名片印在废纸背面的干瘦老头是个委员。 为了保护滇金丝猴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栖息地，他急得四处奔走，把求援信复印了80多份，到处托人，最终惊动了16位部长级领导批示，把林子保了下来。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他直接给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恳请抵制藏羚羊绒贸易。布莱尔当天就给他回了信，第二天还专门安排了会见。 梁从诫用自己的后半生，证明了梁家人的脊梁骨从来没有断过。祖父梁启超搞戊戌变法图强，父亲梁思成拼死保护北京古城墙，到了他这里，他用血肉之躯去守护中国的绿水青山。 2010年，78岁的梁从诫在北京逝世。他留下遗言，不要墓碑，不占土地。他的现任妻子方晶和“自然之友”的成员们，在北京昌平的国际友谊林里选了一棵柏树。大家挖了一圈沟，把他的骨灰撒在树下，覆上土，铺上玫瑰花瓣。半个小时的树葬仪式，没有哀乐，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