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潜伏在日伪广州特务处的孙照文，被处长李道轩喊去谈话，当他毫无防备地推门而进，突逢巨变，埋伏在门后的行动科长邱天岳一把扭住他的胳膊，卸掉枪，把他铐在椅子上！ 这一幕，发生在广州沦陷整整五年之后。1938年10月21日，日军第21军沿广惠公路长驱直入，从化、东莞相继告急，余汉谋集团军一路北撤，广州就这么丢了。 从那天起，珠江三角洲全线落入敌手，日伪广东政府随即在广州挂牌，陈公博挂着省长的名头，实权却全捏在日本人手里。广州在华南的地位太特殊，上海沦陷后，这里几乎是中国仅剩的对外物资通道，从香港转运进来的战略物资，一度占全国进口总量的八成。 日本人自然清楚这块地方的分量，占领之后，在广州接连设立多个情报机关，军警宪特层层叠叠，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孙照文就是在这张网里，硬生生撑了好几年。 1941年前后，广东临委重新部署广州地下工作，派出的人员有的扮成泥水工，有的沿街卖杏仁饼，有的打入伪法院当录事，各显其能。 而孙照文走的是最险的那条路，直接楔进日伪特务处的核心，挂着情报组长的头衔，替李道轩他们整理情报，暗地里把军火动向、行动计划一点点传出去。 这种活干得住的人，靠的不只是胆量，更是对组织纪律的彻底服从。当年广州地下工作的联络规矩极严，单线传递，互不知底。 同为大线负责人的陈翔南与李国霖，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落脚点。这一套规矩，正是为了防止一处被破、全线崩塌。 所以当孙照文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在李道轩三人的视线之下，当机立断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这不是放弃，是用自己的孤立，换同志们的安全。 扣押那天，邱天岳抢先漏出了"猎狐"这个代号，李道轩的如意算盘当场乱了套。 三个人各有各的盘算：李道轩想挖出大鱼在日方上司矢崎义郎面前邀功；邱天岳早就因为一批药品的事记恨孙照文，那批紧俏药原本是邱天岳打算私吞的，结果被孙照文转手送进了医院，邱天岳的外快就这么没了，恨意从那时候就种下了； 情报科长李天来呢，则是另一层考虑。孙照文是他捞钱的得力手下，要是真审出问题，他自己也跑不干净。三方利益纠缠，倒给了孙照文一丝喘息的空间。 矢崎义郎这个名字，在这场博弈里分量不轻。矢崎刚接任华南派遣军机关长，上任头一件事就是盯着"猎狐"不放，偏偏孙照文与矢崎有过几次接触，两人都有留学背景，矢崎对孙照文颇有好感。 这层关系，让李道轩在动手时多了几分顾忌，不敢轻易造次。 类似的处境，历史上并非孤例。1940年2月，潜伏在国民党军统电讯处的张露萍和另外六名地下工作者，因叛徒出卖而暴露被捕。 张露萍被关押审讯期间，军统内部同样出现了多方势力争夺处置权的情形，各方因利益角力而迟迟未能定案，张露萍就在这种拉锯中暂时保住了性命。 但叛徒的存在终究是悬在头顶的刀——多年后，张露萍还是在二次出卖中牺牲。孙照文那个夏天面对的，正是同样的处境：暂时脱身，却没有真正安全过。 广州街头那年的巡逻队比往年密了不少，抓捕行动隔三岔五就来一次。 孙照文坐在办公室里，报告写得一丝不苟，邱天岳的手下在走廊晃来晃去，李天来开会时多问一两句，李道轩则让邱天岳继续暗查，顺带提了一句矢崎快要回国了。 言下之意，以后机会还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