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司马相如想纳妾，就给妻子卓文君写了一封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卓文君看后含泪挥笔回信，司马相如从此打消了纳妾的念头！ 这封信只有十三个字，没有解释，没有安抚，却让卓文君一眼看出了丈夫的意图。那个当年和卓文君一起在临邛街头刷碗卖酒的男人，如今已是汉武帝宫中的近臣，发出这样一封信，心里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 要说清楚这件事，得从司马相如早年的一段穷困经历说起。汉景帝年间，司马相如用家里的积蓄换了个武骑常侍的职位，结果景帝本人根本不好辞赋这一口，他在朝中坐了几年冷板凳，毫无起色。 后来搭上梁孝王刘武的门路，在梁地跟着枚乘、邹阳这些文人来往了一段时间，日子算是好过了些。 公元前144年，梁孝王去世，这条路就此断了，司马相如带着一身才华和一个空口袋，回到蜀郡，家里的钱早就见了底。 落魄之际，旧友王吉在临邛（今四川邛崃）担任县令，念着多年的情分，把司马相如接了过去。临邛城里有个靠冶铁起家的大富商，名叫卓王孙，家底极厚，奴仆多达八百余人，是当地出了名的人物。 卓王孙有个女儿叫卓文君，刚刚守过寡，年纪不大，通晓音律。王吉摆了一桌酒席，把司马相如也带了进去。宴席上，司马相如借着弹琴助兴的由头，弹了一曲《凤求凰》。 这曲子的意思在座的人都听得明白，不过是借凤求凰的意象，把自己的心思藏在琴声里传过去。卓文君坐在屏风后头，听得很仔细，也听懂了。 当天夜里，卓文君收拾了细软，跟司马相如一起出走，两个人奔至成都，进门才发现屋里真是什么都没有，四面墙壁，空空荡荡。 成都实在待不住，两人又转回临邛，在卓王孙眼皮子底下，开了一间小酒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写得直白——"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卓文君站在柜台前卖酒，司马相如在后厨洗碗刷盏。 卓王孙丢不起这个脸，堂堂富商的女儿在街头卖酒，被人议论不说，自己也无颜出门。最终在亲戚从中劝说下，他给了两人僮仆百名、钱财百万，认下了这门亲事。对卓文君而言，那段当垆的日子从来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她亲手选择的。 卓王孙资助二人之后，司马相如得以静下心来著述，写成了《子虚赋》。汉武帝刘彻即位初年，偶然读到此赋，连声称叹，说了一句让旁人记住的话——恨不能与写这篇文章的人同处一世。 身旁有个叫杨得意的狗监（掌管皇帝猎犬的宫官），赶紧接话说此文作者司马相如乃是他的同乡，人还在世。武帝一听大喜，立刻传召入京。 司马相如觐见当日，没有拿旧作充场面，而是当场口述了《上林赋》，写天子游猎上林苑的气派，规模比《子虚赋》更为宏大，武帝听罢，当即留他在宫中为郎，随时备咨顾之用。 司马相如就此踏入长安，声名迅速打开，从一个四处借宿的游士，变成了士人圈中反复被提及的人物。 人们常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听着简单，真轮到自己身上，未必都守得住。 司马相如在朝中站稳脚跟之后，围在身边的人多了，关于门第、联结、纳妾的议论也随之多了起来。这种事在当时的士人中间并不稀奇，仕途顺遂的男人鲜少还维持早年的单一关系。 司马相如并未当面开口，而是给卓文君寄了那封只有数字的信。卓文君收到信，没有立即回应，沉默坐了一会，提笔写下《怨郎诗》，又写了《白头吟》。 前者记录的是两人之间出现的那条裂缝，后者说的是卓文君自己的态度和底线。这两首诗写完，寄了出去。 司马相如把回信读完，在屋里坐了很久，没有说话，但那个打算，就此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