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解放军司令员杨勇刚回到房中，马上就被人用枪抵在了后脑勺上，再一回头才发现，奉命要刺杀自己的竟然是自己的哥哥——杨世明 要想弄明白这场刺杀怎么会发生，咱们得先看看当时的大环境。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基本算是分崩离析了。蒋介石在退守台湾前，给大西南留下了一个极其烂的摊子：大批没有撤走的散兵游勇、特务，再加上当地盘根错节的土匪势力，整个西南地区可以说是乌烟瘴气。 贵州晃县就是个典型的“火药桶”。这里地处湘黔交界，山高林密，历来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当时的晃县警察局局长叫杨世明，他手里攥着几十号人和几条枪。面对势如破竹的解放军，杨世明心里那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在国民党多年的洗脑宣传里，共产党对待他们这些“旧政权人员”向来是秋后算账的。杨世明觉得，自己这个警察局长要是落到解放军手里，绝对没好果子吃。 同一时间，奉命挺进大西南、负责剿除匪患的，是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杨勇将军那可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开国功臣，打过平型关，战过淮海，军事素质极其过硬。他带兵来到晃县，本意是想通过雷霆手段结合宽大政策，迅速平息当地的匪患。 一个是吓破了胆、准备鱼死网破的国民党残余；一个是胸有成竹、准备重塑乾坤的解放军高级将领。 命运的齿轮，就这样在晃县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里，咔嚓咔嚓地咬合在了一起。 杨世明带着手下几个心腹一合计，觉得横竖是个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解放军的司令员给“干掉”。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主帅一死，解放军群龙无首，晃县的围剿自然就能解除了。经过几天的暗中踩点，杨世明摸清了杨勇的住处和作息规律，决定亲自出马。 那天深夜，杨勇在办公室里刚让两名贴身警卫员去休息，自己正对着地图研究剿匪路线。就在这时，杨世明顺着窗户悄无声息地摸了进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接抵住了杨勇的后脑勺。 可杨勇将军连头都没回，依然稳坐在椅子上，极其冷静地开始和身后的人周旋。他开口就用一口浓重的湖南方言试探对方的底细。 杨世明听到这口流利的湖南浏阳口音，整个人愣住了。他越听越觉得这声音耳熟，强迫杨勇转过身来。四目相对的那一刹那，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杨勇看着眼前这个满脸杀气的刺客，脱口而出喊了一声：“世明哥！是你吗？我是世峻啊！” 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咬牙切齿要暗杀的解放军大官，竟然是自己从小一起在浏阳河畔光屁股长大的同宗堂弟杨世峻！ 原来，杨勇早年参加红军后，觉得“世峻”这个名字太书生气，为了彰显军人本色，就改名叫“杨勇”。再加上二十多年的战火洗礼，他的相貌气质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认出彼此后，杨世明羞愧难当，当场就把枪扔了，扑上去抱住堂弟老泪纵横。他心里怕啊，自己差点酿成大祸，杀了亲兄弟不说，还差点成了千古罪人。 那天晚上，杨勇的办公室里煤油灯亮了一整夜。兄弟俩没有聊什么宏大的战略，全在聊掏心窝子的话。杨世明倒苦水，说自己被国民党抓壮丁后的身不由己，说自己想抗日却被逼着打内战的憋屈，更说了自己对解放军“秋后算账”的极度恐惧。 杨勇没有摆司令员的架子，他像小时候拍掉堂哥身上的泥土一样，耐心地给杨世明交底。他把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掰开揉碎了讲：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杨勇明确告诉杨世明，只要他没沾过老百姓的血，只要他愿意放下武器，共产党绝对给他一条光明大道。 这番话彻底击碎了杨世明心里的坚冰。 他突然意识到，共产党能得天下，靠的真就是这股子把人当人看、给罪人留生路的胸襟。 被杨勇的一番话彻底感化后，杨世明的转变极其迅速且果断。第二天一早，他就回到山上，把自己的残部全部召集起来，当众宣布脱离国民党，向解放军投诚。他还连夜写了“起义证明书”，这可需要极大的魄力。 不仅如此，杨世明这回算是彻底把枪口调转了方向。他太熟悉晃县的地形和土匪的窝点了，直接化身解放军的“活地图”。在他的全力配合下，杨勇的第五兵团如虎添翼，没费多大功夫就把盘踞在贵州深山里的各路土匪连根拔起。老百姓终于过上了安稳日子，还专门送了块“化敌为友，功德无量”的匾额。 杨世明也因为立下大功，被任命为当地公安大队的副大队长，正式戴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杨勇将军主动请缨，后来担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在著名的金城战役中打得美军节节败退，立下赫赫战功，并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而杨世明则留在了贵州，踏踏实实地参与地方建设、剿匪和土改，晚年还在省政协做文史工作。 1983年杨勇将军在北京逝世，杨世明悲痛万分，写下挽联感叹两人“枪口重逢，兄弟情融冰化雪”。直到1998年杨世明以94岁高龄辞世，按照遗愿，他的一半骨灰回到了浏阳老家，埋在了小时候两人常去玩耍的两棵老杨树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