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西安某医院给一位四十多岁男人做遗体解剖。医生发现他全身上下都是肿瘤，肝肺骨头里都有，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现场好几个护士都哭了。 1982年的西安，一场普通的遗体解剖，让在场的医生护士全都红了眼、湿了眶，解剖台上的男人只有47岁，可全身上下布满肿瘤，肝肺里、骨头缝里全是，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要大。 这个被癌细胞折磨了两年多的人，直到去世前三个月，还在实验室里趴在桌上画图纸、改参数，他就是罗健夫，航天工业部771所的普通工程师，一个被同事们称为傻子，却被后世永远铭记的航天人。 罗健夫本来学的是核物理，跟图形发生器八竿子打不着，可1969年国家急需这款航天芯片的核心设备，没有它，卫星、导弹的精密零件就只能依赖进口，看人脸色。 接到研制任务时，34岁的罗健夫没有丝毫犹豫，一口应了下来，哪怕当时国内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三无样机，连实验室都是几间破旧平房，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冻得握不住笔。 为了搞懂技术，罗健夫一头扎进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把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都搬回实验室，甚至挤出时间自学了第二外语，就为了看懂国外的前沿文献，有同事回忆，他坐公交时都在看书，常常坐过站，下车后继续低头看，连返程的公交都差点错过，这份钻劲在当时少有人能比。 研制的那几年，罗健夫就像一颗永不停转的陀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周末从来没有休息过，全部泡在实验室里，饿了就啃几口凉馒头、就着咸菜，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或者在塑料板上躺一躺，哪怕调试设备出故障，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也非要找到问题所在才肯罢休。 更让人动容的是罗健夫不光对自己“狠”，对名利更是看得比纸还轻，1978年他带领团队研制的Ⅱ型图形发生器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申报成果时，他执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团队最后。 单位两次评定高级职称罗健夫都主动放弃，说自己水平还不够，有机会升职当主任，他也婉言拒绝，说自己搞技术比当领导更能为国家出力。 那时候罗健夫的科研补贴加起来有几千块，在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可他一分都没留，全部分给了家里负担重的年轻同事，自己却常年穿着洗得发白起球的旧衬衫，午饭永远是咸菜配馒头，连孩子想买本课外书，都要琢磨好几天。 没人知道，这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傻子，早已被病魔悄悄盯上，1980年春天罗健夫就开始腰疼、咳嗽，疼得夜里睡不着觉，只能趴在办公桌上眯一会儿，同事们劝他去体检，他总笑着摆手，说图形发生器调试到了关键时候，自己少待一天，进度就可能拖几个月。 罗健夫咬着牙硬扛，疼得厉害就偷偷吃两片止痛药，后背疼得直哆嗦，就找块硬纸板垫在腰后，继续画图纸，直到1981年同事们强行把他拉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都惊呆了，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已是晚期最多还有半年时间。 可罗健夫拿到诊断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单子藏了起来，恳求医生替他保密，他说自己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不能让同事担心，更不能耽误项目，哪怕后来住进医院，他最惦记的还是Ⅲ型图形发生器的优化，每天都让同事把图纸带来，躺着也要核对数据，甚至拒绝打镇痛剂，说怕影响大脑，没法思考技术问题。 1982年6月，罗健夫永远闭上了眼睛，弥留之际，他拉着所长的手，断断续续地说：“设备……一定要推广开，不能让国家再受别人制约……” 如今，图形发生器早已被更先进的技术取代，但罗健夫的精神从未过时，2007年771所为罗健夫塑起青铜雕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航天人。 我们现在的卫星遨游太空、导弹精准发射、芯片技术不断突破，早已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这一切的背后正是无数像罗健夫用青春和生命铺就的道路。 罗健夫的“傻”，从来不是愚笨，而是不计回报的奉献，是为国担当的忠诚，他用47岁的短暂一生，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式的保尔”，什么是真正的家国情怀。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