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新中国三十年的高级干部形象。 请问：古今中外，哪个国家的高官会面朝黄土背朝天甘愿与社会最底层人为伍？ 刘子厚，老资格的革命者。除了工资，他没有任何社会财富与生产资料。 吕玉兰，从最基层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才俊，此时官至副省级，但提职不提级，没有“高干”的工资待遇。 陈永贵，官至副总理，农民户口，挣工分。没有工，只领取津贴费用。 他们年龄不同，资格不同。但有一样是相同的：为人民服务。 这话搁现在说，不少人可能觉得像在讲古。可你要真去翻翻那些年的老照片、老文献，会发现这还真不是宣传口号，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陈永贵那个事儿最有意思，当了国务院副总理，户口还在大寨，挣的还是工分。国家每个月给他发的生活补贴是36块钱，可他非得交回生产队，说是不能占公家便宜。后来还是周总理发了话，说这是国家给的，你个人拿着，他才勉强留下。你看这人，官做到顶了，脑子里想的还是那一套——我是农民，我不能忘本。 刘子厚这名字现在年轻人知道的少，老一代提起他来，都知道是个硬骨头。河北那几年闹灾荒，他当省委书记，下乡调研就揣俩窝窝头，跟老百姓一块啃。有回下面的人给他弄了碗白面条，他当场就翻了脸，问这白面是哪来的，老百姓吃得上吗？回来之后连着开了三天会，专门整治干部搞特殊的风气。他自己家里头，七个孩子，就住三间小平房，冬天烧煤球都得算计着用。你说他没钱吗？工资是有的，可那些年干部工资真不高，加上孩子多，月月精光。他去世的时候，存折上就剩几百块钱。 吕玉兰更是个传奇。十几岁当村支书，二十多岁当省委副书记，上过人民日报头版。她那个“提职不提级”啥意思？就是职务上去了，工资待遇不动，还是按原来的级别拿钱。搁现在想都不敢想，副省级干部拿的可能是科级工资。她丈夫后来回忆，有一年冬天家里实在冷，想买个煤炉子，两口子算了半天账，愣是没舍得。后来还是她娘从老家寄来20块钱，才把炉子买上。你说这叫什么事？可她自己从来不觉得苦，该下乡下乡，该调研调研，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半个月，回来脚上全是泥。 这些人身上有个共同点，就是跟老百姓站一块儿，不是嘴上说说的站，是真站。陈永贵在北京开会，中间休息就跑回大寨种地。刘子厚下乡调研，进村先找最穷的人家，进去先看缸里有没有粮。吕玉兰当官那些年，最常说的话是“咱不能忘本，咱也是农村出来的”。这些话听着土，可你细品，那是一个时代的风骨。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特殊年代的产物，现在市场经济了，干部待遇上来了，正常。这话有一定道理，可你反过来想，为什么那个年代能出这样的人？是制度使然，也是风气使然。那时候当官不是奔着发财去的，是奔着干活去的。谁要是敢搞特殊化，老百姓唾沫星子能淹死你。刘子厚他们在基层干了一辈子，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因为那是他们革命的底气，也是他们当官的根基。 现在回头看这些人，有人可能会说他们傻，有福不会享。可你想过没有，正是这帮“傻子”，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硬是带着老百姓把国家撑起来了。他们没有别墅，没有存款，没有所谓的灰色收入，有的只是一身土、两脚泥，和心里那份死都不肯放下的责任。 有时候我老在想，什么叫“高级干部”？是级别高就叫高级，还是境界高才叫高级？陈永贵那双手，满是老茧，跟村里老汉没啥两样。可就是这双手，代表中国农民坐在了国务院的会议室里。刘子厚那三间小平房，搁现在连个科长都不一定看得上。可就是在那儿，他批的文件改变了整个河北省的走向。 这些人已经走了，可他们留下的东西，应该还在。那个年代虽然过去了，可那股子劲儿，不应该过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