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3岁的郭凤莲被叫进大寨党支部办公室。上级来人念了一份调令：免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调晋中果树研究所任副所长。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她没说话，只是攥紧了手里那本磨破边的党章。 那本党章她是真翻过无数遍的，边角都起了毛，里头划着些歪歪扭扭的道道。她不识字，那些道道是让人念给她听时，她做的记号。现在攥着它，手心出了汗。来人说完了，等着她表态。她张了张嘴，嗓子里像塞了团棉花，啥也说不出来。说啥呢？说她在虎头山上干了二十年，从铁姑娘队队长干到党支部书记？说大寨的每一块梯田她都踩过，每一道沟渠她都清过？人家比她还清楚。 她只是点了点头，把那本党章仔细揣进贴身的口袋里。 这事搁谁身上都得懵。三十三岁，正是干事的年纪，突然把你从土里拔出来，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说是“安排”，可这安排里的滋味，只有自个儿能嚼出来。那几年风向变得快，昨天还是旗帜，今天就得靠边站。大寨这个名字，从一个标杆变成了一种需要重新审视的现象。郭凤莲不是不明白，她天天看报，听广播，那些词儿变了，从“普及大寨县”变成了“联产承包”。她只是没想到，轮到自己头上，是这个走法。 走的那天，大寨不少老老少少送到村口。没人多说啥，就是站着。她男人也没吭声，把她的行李卷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绑得紧紧的，勒得手指头发白。她回过头，看了一眼那棵大柳树，看了一眼树后头的虎头山，山上的梯田一层层的，庄稼正绿着。她扭过头，跟着接她的吉普车走了。 果树研究所在晋中，一个她从来没想过会去的地方。报到那天，她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站在研究所门口，里头出来的人跟她打招呼，客气，也生分。人家叫她“郭所长”，她不习惯，总觉得是在叫别人。给她分的活儿，是管行政，管后勤，管那些果树苗子的进出账目。她拿起账本，手指头粗，翻页都费劲，那些字认识她，她不认识它们。 夜里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外头是果树的叶子哗啦啦响，不像大寨的风，刮起来带着土腥味。她睡不着，就盯着天花板，一遍遍想，党叫干啥就干啥，这话她说过，也信过，可真干了，心里咋就空落落的呢？她那本党章就压在枕头底下，她伸手摸了摸，又缩回来。 可人啊，最怕的就是闲下来，一闲就想，一想就容易钻牛角尖。郭凤莲没让自己闲着。行政工作干完了，她就往果园里跑。人家技术员剪枝，她站旁边看，问这问那，问得人家都有点烦。可她不问明白不罢休，干脆自己也拿了剪子，学着剪，手上磨出血泡，结了茧子，再磨。她跟果树较上劲了，就像当年跟那石头山较劲一样。 这一较劲，就是十年多。她从啥也不懂的外行，硬是摸清了苹果树、梨树的脾气。哪年该施肥，哪季该打药，剪枝留几个芽，她都能说出个道道来。研究所里的人慢慢改了看法，这个“郭所长”不是来混日子的，她是真把自己种在这片果园里了。她那些年很少回大寨，不是不想，是不敢。怕回去看见那山，那地，心里那道坎过不去。 历史这东西，有时候像个大磨盘，转得慢，可终究会转回来。九十年代初，风向又变了。大寨需要重新找路子，村里人又想起了她。请她回去的信，写了又写，托人捎给她。 她拿着那封信，在果园里站了很久。十一年了，树苗都长成大树了，年年挂果。她摸着那些粗糙的树皮，心里头翻江倒海。回去？那是一片伤心地。不回去？那又是她的根。 后来她还是回去了。走的时候，果树研究所的人送她，比当年离开大寨时人多，说的话也多。她没怎么听进去，就记着有人说了句：“郭所长，你到哪儿都是个干事的。” 这话她听进去了。对啊，到哪儿都是干事。在大寨是干事，在果园也是干事。那些年学来的剪枝、施肥，后来还真派上了用场，大寨的山也种上了经济林。人这一辈子，就像那树，挪个地方，只要根还在，就能活。她那根，早就扎在土里了，不管是大寨的黄土，还是晋中的沙土，都一样。 她把那本磨破边的党章，从旧衣服口袋里拿出来，放进了新办公桌的抽屉里。有时候打开看看，那些歪歪扭扭的道道还在，只是当初做记号的人，已经多了好些白头发。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