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一个汉奸写的回忆录。日本宪兵抓了一个怀疑是抗联交通员的年轻女孩。先是轮奸，接着是几天的酷刑，什么也没问出来，然后就枪毙了。从被抓到枪毙，这个女孩只在受刑时说了四个字：“妈妈，我痛！” 这事儿发生在1938年的东北，具体地点是佳木斯附近的一个小屯子。那女孩叫周秀兰，才十九岁，家里是佃户，父亲给地主扛活累死了，她跟瞎眼的妈相依为命。抗联在当地活动，需要有人传信、带路，秀兰因为人勤快，又认得山路，被交通员老赵看中。她没读过书，不知道啥大道理，就觉得“老赵给穷人分过粮，是好人”，于是偷偷帮着送过三次盐和药，最后一次被叛徒指认，落到了日本宪兵队手里。 那汉奸叫王树贵，原是县城的警察，后来投了日本人，在宪兵队当翻译。他在回忆录里写得挺细，说秀兰被抓那天穿件蓝布衫，辫子上系着红绳，进门时还瞪着他问“你们凭啥抓我”。日本宪兵队长佐藤是个矮胖子，咧嘴一笑，让人把她绑到老虎凳上。先是扒光衣服羞辱，几个宪兵围着哈哈大笑，秀兰咬着嘴唇一声不吭。佐藤抽出皮带抽她后背，一下一道血印子，她疼得浑身抖，还是没吐半个字。 第二天开始上刑。灌辣椒水、烙铁烫胸口、竹签钉指甲缝，这些招数用遍了。秀兰昏过去好几次，用水泼醒接着弄。王树贵站在旁边翻译，心里其实有点发毛——这姑娘明明能求饶，能编点假话糊弄过去，可她就是不开口。有回佐藤拿烧红的铁丝往她大腿上戳，她终于忍不住喊出声：“妈妈，我痛！”声音哑得像破了的风箱，说完又死死咬住嘴唇，再也没多说一个字。 抗联的交通员名单、联络点地址，这些东西秀兰确实知道，但她宁可烂在肚子里也不说。第三天傍晚，佐藤没了耐心，下令枪毙。秀兰被拖到城外的乱葬岗，子弹从前额打进去，血溅在枯草上。王树贵后来良心发现，偷偷给她妈送了点钱，老太太摸着那包钱哭：“我闺女没给中国人丢脸。”这事儿他记了一辈子，晚年写回忆录时手直抖，说“那四个字，比枪声还响”。 那时候东北有多少这样的普通人啊。有的是猎户，有的是农妇，有的是十几岁的娃娃，没几个人能说出“民族大义”四个字，可他们知道谁对自己好，知道谁在帮穷人。抗联缺粮，老百姓把最后一碗米煮成粥塞给战士；抗联缺药，郎中半夜翻墙送药；抗联要转移，老乡冒死带路。秀兰就是其中一个，她不懂啥政治，就认一个死理：帮好人做事，天塌了也不怕。 日本人的酷刑能摧残身体，可摧不垮这种朴素的信任。他们以为用疼痛能撬开嘴巴，却忘了有些东西比命还重。秀兰的“妈妈，我痛”，不是求饶，是把最后一点尊严留给妈妈，把最硬的骨头留给自己人。她死了，可她的沉默比任何供词都有力量——让抗联知道了谁是朋友，让老百姓看清了谁是豺狼，也让那些汉奸一辈子背着良心债。 现在读这段历史，不是要记恨，是要记住。记住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记住他们在黑暗里点起的灯。秀兰的蓝布衫早烂在土里了，可那四个字还在纸上，在每一个读到这个故事的中国人心里。它提醒咱们，有些痛不能说，有些事不能忘，有些人，永远值得敬一杯酒。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