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派出所成了社会矛盾的“兜底部门”？在这种“多做未必有功、少做可能有过”的激励机制下，主动或被动地扩大管辖范围、包揽更多事务，就成为了一种理性的自保策略。民警们在实践中也发展出了一套以“摆平理顺”、“平息事态”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工作方法，短期内恢复了秩序，却往往无法根治矛盾，反而可能使公众形成“报警就能施压”的预期，导致同类警情反复发生。这种长期的、全方位的“兜底”角色，带来了一系列深远的负面后果。最直接的是警务功能的异化与警力资源的枯竭。派出所的核心职能本应是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公共安全秩序。然而，当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被用于调解纠纷、处置求助等非警务活动时，其主业必然被虚化。社区民警无法沉入社区开展细致的防范工作，案侦民警的精力被零散警情切割，导致基础防控薄弱，专业打击能力也难以精进。这是一种典型的“内卷化”困局：越是忙于兜底，就越无力从源头减少问题；源头问题越多，兜底的压力就越大，形成恶性循环。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它阻碍了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专业化的进程。过度依赖警察的强制力来平息各类矛盾，实质上弱化了司法、行政、社会调解等正式渠道的权威与能力建设。公众习惯于寻求快捷但不彻底的“警方调解”，而非通过法律程序或专业机构寻求根本解决，这无形中延缓了全社会法治意识与规则意识的培育。最后，这对警察队伍本身的伤害也是巨大的。长期处理自身不专业、无权限彻底解决的复杂社会问题，让民警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与职业倦怠，也使其执法权威在反复的调解失败和无止境的诉求中被不断耗散和透支。因此，派出所的“兜底”之困，实质上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阶段性的深刻缩影。它反映的*强制型国家能力（以警察为代表）的过度前伸，与规管型、分配型、司法型国家能力（以各专业行政部门和法院为代表）的发展相对滞后或协同不畅之间的不平衡。破解这一困境，绝非单纯要求派出所“敢于说不”或指责公众“滥用警力”，而必须进行一场系统性的治理改革。这需要从清晰界定派出所的权责清单、建立非警务警情向12345政务热线等平台的刚性分流机制入手；需要真正强化街道、乡镇层面综合治理中心的权威与资源，使其能有效统筹协调各专业部门，而非将矛盾最终推向派出所；需要大力培育和信任社会专业调解组织、法律援助机构等多元解纷力量，形成有效分流；更需要从根本上改革考核评价体系，将派出所从“无限责任”中解放出来，使其考核重心回归治安本体效能。只有当一套权责清晰、协同高效、专业分工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真正运转起来，派出所才能卸下“全能兜底者”的重负，回归其“专业执法者”和“公共安全最后防线”的本位，这既是对警察职业的尊重，更是对社会长治久安的理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