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81年一名鄂伦春族猎手击中了一只大驼鹿。他骑着马兴冲冲地赶到现场。这只驼鹿身体庞大，足有三四百公斤，爬着一动不动。驼鹿是鄂伦春族人冬天主要的食物来源。当时，驼鹿虽然是国家保护动物，但每年分配一定指标准许捕猎。 马蹄踏在深秋林间的冻土和落叶上，声音闷闷的。猎手叫巴图，他勒住马，没有立刻上前。经验告诉他，这么大的家伙，即便中了枪，最后一刻的反扑也能要人命。他眯着眼，仔细观察那团巨大的灰褐色身影。驼鹿侧卧着，腹部缓缓起伏，还没断气，但显然已经没了逃跑的力气。 枪打得很准，击中了要害。巴图这才慢慢下马，从腰间取下皮绳，动作谨慎而熟练。他得先把它彻底捆住，了结痛苦，然后才能处理这庞然大物。 别以为这只是次普通的狩猎。对巴图，对任何一个鄂伦春男人来说，击中这样一头成年公驼鹿，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整个“乌力楞”（家族公社）整个冬天的肉食有了着落，意味着老人能熬过严寒，孩子能长得壮实。驼鹿全身都是宝：肉可以吃，皮能鞣制成保暖的袍子和靴子，鹿筋是最好的弓弦材料，连骨头都能熬汤、做工具。 在那个物质依然匮乏的年代，在大兴安岭深处，这就是最硬通的“财富”。国家给的捕猎指标非常有限，每年就那么几张票，分到每个顶尖猎手头上，机会寥寥。这一枪，承载的是一家老小乃至整个家族聚居点小半年的生计指望。 但巴图脸上看不到多少狂喜。他蹲在驼鹿硕大的头颅边，伸手合上了它逐渐失去神采的眼睛，嘴里低声念叨了几句鄂伦春语。那不是祈祷，更像是一种古老的、与山林生灵的对话，是致谢，也是告解。 鄂伦春人敬畏自然，他们打猎，但从不滥杀。祖辈传下的规矩比法律更早刻在心里：不猎杀带崽的母兽，不猎杀幼兽，春天动物繁衍期基本不开枪。 他们依赖于这片山林，也守护着这片山林的平衡。巴图的父亲就曾告诉他，真正的猎手，是山神“白那恰”的仆从，取用有度，才能世代繁衍。所以，当国家开始把驼鹿、马鹿列为保护动物，并分配限额时，很多老辈鄂伦春人并不十分抵触，他们觉得，这不过是把古老的规矩，用另一种方式说了出来。 处理这头驼鹿是项大工程。巴图吹响了木哨，不久，同“乌力楞”的男人们循声骑马赶来。没有欢呼，大家只是默契地下马，围着猎物站了一圈，点点头，眼神里流露出赞许和踏实。然后便分工合作：剥皮、分解、取出内脏。 肉被按照严格的传统分成若干份，最肥美的部位留给族里最年长的老人，有孕妇的家庭会多分一些，巴图作为猎手，会留下猎物的头和皮作为荣誉的象征，但大部分的肉，都会均分给聚居点的每一户。这不是简单的分配，是一套运行了千百年的、基于生存与道德的氏族公社法则。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围在旁边看，大人们会趁机讲解动物的骨骼结构，哪块肉怎么煮最好吃，皮毛怎么初步处理。狩猎，从来不止于获取食物，它是一整套生存知识、伦理规范和文化传承的实践课堂。 然而，这张1981年的照片，几乎成了传统鄂伦春狩猎时代最后的鲜明注脚之一。就在此后不久，时代变革的浪潮以更迅猛的速度涌入山林。九十年代，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采伐受到严格限制，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动物的栖息地也在变化。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发展，鄂伦春年轻人的选择多了起来。 他们可以下山读书，可以进城工作，不再需要，也不再被允许完全依赖狩猎为生。国家提供的配额逐年减少，直至最终，狩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巴图们的枪，慢慢被收存起来，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或者家族记忆中的图腾。 于是，这张照片里的场景，便拥有了双重意味。它既展示了一种延续了千百年的、强悍而智慧的生存方式，也定格了这种方式即将落幕的瞬间。那个骑着马、穿着传统皮袍、面对猎物神色沉静的鄂伦春猎手，他代表的不仅是一次成功的狩猎，更是一个民族与山林共生的古老契约。 当契约因时代发展而自然终结时，我们失去的是一种充满挑战与尊严的生存技能，但我们或许保留下了更重要的东西——对自然的敬畏，以及让山林和其间的生命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巴图的儿子后来成了护林员，他不用再猎杀驼鹿，而是用父亲教他追踪动物的眼睛，去监测、保护它们。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回过头看，1981年的那次捕猎，因此显得格外珍贵。它无关野蛮，而是一种在严酷自然法则与古老人文约束下达成的、精妙的平衡。我们在告别这种生活方式时，应该记住的，不是猎杀的场面，而是那份对天地馈赠的郑重感激，和取用有度的古老智慧。这些，比任何猎物都更值得携带进现代文明。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