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34年，美女间谍把王亚樵勾引到了床上。岂料就在宽衣解带之时，她竟举起了手枪。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王亚樵并不慌张，开口说了一番话，让她泪流满面，“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1934年11月，上海法租界的雨下得像要洗掉这座城市的脂粉气，在某个公寓的三层，窗外的雷声掩盖了室内的死寂。   一只纤细的手正握着勃朗宁M1906袖珍手枪，枪口距离男人的左胸只有不到半米。   握枪的女人叫林晚秋，对外她是风情万种的交际花“苏婉”，此刻躺在床榻上满身酒气的男人，是让蒋介石和杜月笙都头皮发麻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色戒”，只要林晚秋扣动扳机，她就能完成军统戴笠交代的绝密任务，甚至能成为改写民国暗杀史的功臣。   但她的手在抖。   就在这几秒的犹豫间，原本该酩酊大醉的王亚樵突然睁开了眼，他没有夺枪，也没有暴起，只是盯着天花板，冷冷地吐出一句话：“别费劲了，你的枪，保险没开。”   这句轻描淡写的话，像一道惊雷劈在林晚秋的天灵盖上，她慌乱地低头去拨弄枪栓，却听到床上的男人发出一声嗤笑，这笑声里没有嘲讽，全是悲凉。   这哪里是什么势均力敌的刺杀，这分明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当林晚秋化名苏婉在鸿运茶馆摔碎茶杯、表演“爱国恨日”的戏码时，王亚樵就已经看穿了底牌。   斧头帮的情报网不是摆设，从她怎么进的上海，到她床头枕下那把没藏好的枪，甚至她夜里压抑的哭声，王亚樵全都一清二楚。   但他没有动她，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在之前的炸毁日军军火库行动中，当王亚樵为了掩护部下右臂中弹时，这个本该在他背后开黑枪的女人，却下意识地撕下裙摆为他包扎伤口。   那一刻，王亚樵闻到的不是血腥味，是一个被乱世裹挟的女人的良知。   “你觉得自己是在报仇？”王亚樵坐起身，点了一根烟，火光照亮了他那张写满风霜的脸，“戴笠是不是告诉你，我是汉奸？是你杀父仇人？”   林晚秋愣住了，枪口垂了下来。   “1930年，苏州码头。”王亚樵吐出一口烟圈，眼神穿透了烟雾，“你爹林正明护着那车粮食，死都不肯松手。我就在百米外，带着兄弟想冲进去救人，但日本人的机枪太密，我们晚了一步。”   “我是看着他被活活打死的。”王亚樵的声音突然变得嘶哑，“他是条汉子。可他的女儿，现在却拿着枪，要帮着把国家卖给日本人的蒋介石特务，来杀我这个抗日的人？”   这一番话，把林晚秋心里的防线轰得粉碎。   戴笠的那些承诺、那些关于“汉奸王亚樵”的洗脑包，在当事人的证词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但她还不敢信，因为她还有一个致命的软肋攥在戴笠手里——她那唯一的弟弟，戴笠说过，只要她任务失败，弟弟就会被扔进长江喂鱼。   仿佛读懂了她眼里的绝望，王亚樵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丢在了床单上。   “看看吧。戴笠跟你说弟弟在南京监狱？那是骗你的，人早就被当人质扣押了。”   林晚秋颤抖着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平安符，还有一张字条。   “这是你给你弟求的符吧？戴笠没想留活口，但我的人动作快。”王亚樵掐灭了烟头，“孩子现在在苏州济世堂，斧头帮的兄弟看着，没人敢动他。”   这一刻，所有的心理博弈都结束了。   不是因为枪法，也不是因为权谋，而是因为彻头彻尾的情报碾压和人性洞察，戴笠利用她的仇恨制造杀戮，王亚樵却用真相和生命给了她救赎。   “哐当”一声，勃朗宁掉在地板上。   林晚秋双膝一软，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这哭声里有悔恨，有后怕，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宣泄。   那一夜，枪声没有响，子弹打穿了天花板，那是林晚秋情绪崩溃时的走火。   王亚樵最后做了一件很不“杀手”的事，他没有清理门户，而是给了林晚秋一笔路费，那是足以让她和弟弟在乱世中安身立命的金条。   “走吧，忘了上海，忘了军统。”这个结局，有着一种宿命般的黑色幽默，因为两年后的1936年10月，在广西梧州，王亚樵还是死在了女人手里。   那个叫余婉君的女人，同样是故人之妻，同样是柔弱无骨的姿态，却真的把王亚樵送进了军统特务的包围圈，身中五枪，当场殒命，他赢了林晚秋的良知，却输给了余婉君的背叛。   这也应了后来毛主席那句精准的评价：“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在民族大义上，王亚樵没输过。但在儿女情长这个“小节”上，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49年建国后，苏州的一所小学里，多了一位温婉的女教师，学生们总是好奇，为什么这位林老师的胸前，常年挂着一颗生锈的子弹壳。   那是1934年那个雨夜，王亚樵递给她的。   这枚子弹没有射进心脏，却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提醒着她：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魔鬼，谁又是真正的“人”。  主要信源：（中国侨网——“红色杀手”王亚樵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