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毛主席教育箴言：为何今天的我们仍需倾听那声“砍掉三分之一”的呼吁 今天再读毛泽东同志关于教育的那些谈话，就像打开了一本被尘封许久却依然锋利的手术刀，对准的恰恰是我们当下教育肌体上某些顽固的病灶。1957年，他明确地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话很朴实，目标很清楚：要培养的是身心健全、有觉悟、有文化、能劳动的“完整的人”，而不是某种精致的零件。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但他随后的许多具体批评，就更显得直白而刺耳了。他敏锐地察觉到学生负担重得吓人，直言“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甚至干脆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这可不是简单的减负口号，这是一种对教育本质的拷问：我们塞给孩子的那么多东西，究竟有多少是真正滋养生命的？又有多少只是机械的堆砌与内耗？ 他对脱离实际的教育模式感到“很怀疑”，描绘的场景至今让人汗颜：“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这段话的冲击力在于，它撕开了教育异化的一个核心特征：与真实世界的隔绝。学生被圈养在知识的抽象符号里，与孕育这些知识的土地、劳动和鲜活的社会关系完全割裂。这培养出的，怎能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对脚下土地陌生的“半个人”？ 他还精准地抨击了教育方法上的弊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 把考试比作“敌人”，把出题比作“突然袭击”，这是一种何等生动又严厉的批判！它揭示了一种对抗性的、以筛选和淘汰为首要目的的教育评价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学习本身的乐趣、探索的好奇心，很容易被焦虑和功利所取代。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重温这些话语，一种复杂的感受会涌上心头。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惊叹于他洞察的深刻与尖锐，他所指出的问题——负担过重、脱离实践、考试异化——非但没有消失，在某种意义上，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内卷”的蔓延，可能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看看今天孩子们沉重的书包、排满的周末、近视率的攀升，还有那些围绕“做题”与“得分”构建起来的全部生活，毛主席那句“害死人”的痛心疾首，仿佛仍在耳边回响。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些论述。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旨在培养建设新社会的“劳动者”，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实用主义导向。这种强调“实践出真知”的倾向，对于扭转旧式教育“死读书”的积弊，曾经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但将其置于今天知识爆炸、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既要继承其“联系实际”的核心精神，也需要思考如何在全新的社会条件下，定义“实践”与“劳动”的丰富内涵。单纯的“下乡下厂”可能已不是唯一答案，但让学习与真实问题、项目探索、社会议题深度结合，无疑是这缕精神的现代表达。 更关键的是，毛主席教育观中那份对“人”的完整性、生动性的追求，恰恰是穿越时代的光束。“德智体”全面发展，反对把学生压成“病夫”和“书呆子”，呼吁“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这些理念在今天倡导“核心素养”、关注“身心健康”、警惕“空心病”的教育改革讨论中，依然闪耀着价值。他反对的是那种扼杀灵性、扭曲成长的异化教育，呼唤的是一种滋养人的、接地气的、充满生命力的教育形态。 从这个角度看，“砍掉三分之一”就不仅仅是一个量化建议，更是一种哲学姿态：教育必须做减法，必须勇于摒弃那些无效的、压迫性的、与人的真实成长无关的负担，把时间和心灵的自主权还给孩子，让他们有机会去奔跑、发呆、好奇、接触泥土、体验失败、认识真实的劳动者与社会。这背后，是对儿童天性与成长规律的深刻尊重。 我们今天谈论教育改革，技术层面的探讨很多，但或许更需要这样一种原点性的思考：教育究竟为了培养什么样的人？是高效的“得分机器”和“简历生产者”，还是一个知情意和谐发展、能脚踏实地也能仰望星空、有社会责任感的健全的人？重温毛主席这些毫不客气的批评，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当下教育实践中那些依然存在的偏离与焦虑，也提醒我们，教育的初心，始终应该是“立人”，而不是“毁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