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秘鲁、立陶宛、荷兰、菲律宾、柬埔寨、尼日尔、巴拿马等，都在蠢蠢欲动。 2026年的深夜，如果你在电脑前翻跨国企业的报表，最扎眼的，往往不是利润表那几行漂亮数字，而是资产端那些“境外项目”“长期股权投资”“特许经营权”后面越来越多的风险提示。 过去大家讨论海外风险，常用的词是“摩擦”“不确定性”，听上去像是偶发事件；但这一两年堆在一起看，会发现它更像一条逐渐成形的链条。 一个国家开了口子，另一个国家就跟着找理由，最后把合同、法律、审查、舆论这些工具，都用成了同一类动作——让你在当地投入的资产变得可拿、可夺、可逼退。 最典型的变化是：很多事情不再通过商业谈判解决，而是直接被拉进政治框架里处理。 签约时讲的是就业、税收、港口吞吐量、供应链效率；翻脸时，谈的是“宪法”“国家安全”“价值观”“环保”。 同一份合同，在不同叙事里，能被解释成完全相反的东西，你没办法用“投资回报率”去对冲“政治风向”，更没办法指望对方，永远遵守当年那套商业语言。 巴拿马那一单之所以让人发冷，是因为它把这种模式，做得太直白：外部压力刚到，本国司法就迅速配合，紧接着资产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转手。 对外的说法可以是“违宪”“程序问题”，但从结果看，核心就是把经营权，从中企手里拿走，交给更符合某些地缘偏好的资本背景。 更刺眼的是时间节奏：裁决、移交、接管一气呵成，几乎不给你留下正常申诉、谈判、缓冲的空间。你会感觉自己不是在面对一个商业伙伴，而是在面对一个已经写好剧本的流程。 尼日尔的情况，更像另一种路径：政权更替之后，旧合同变成“前朝遗产”，新当权者需要钱、需要稳住军政系统，就会把外资企业当成最容易下手的目标。 驱逐管理层、冻结账户、重新谈判甚至直接查封，逻辑并不复杂：你在那儿有设备、有账户、有现金流，你就天然成了“可变现的对象”。 这种风险和企业经营得好不好、项目合不合法常常不是一回事，更多取决于，当地政治结构是否稳定、权力交接是否可预期。 欧洲和澳大利亚那条线，则是把“规则”和“法律”用得更熟练一些，表面上它们不是直接抢资产，而是通过清单、许可、审查把关键环节卡死，让你的商业模式失去可持续性。 荷兰在出口管制上，一步步收紧，本质上是把企业原本面向全球市场的商业决策，硬生生纳入地缘政治的统一调度里。 企业会算账：失去中国市场，意味着营收和研发投入受到冲击；政府算的则是另一笔账：站队、遏制、技术封锁，两套账本放在一起，往往是政治账压过商业账。 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故事，更说明一个问题：当“国家安全”，成为随时可以拿出来的万能理由时，合同就会变得很脆。 早期引资时，地方需要资金和运营能力，项目改善了吞吐、带动了就业，当地社会的确受益；可一旦外部环境变了，原来的评估结论、审查报告都可以被重新解释，甚至被新的政治口径覆盖。 你会发现，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会伤害营商信誉，而是认为在当下的政治收益面前，信誉损失可以往后放一放，或者干脆让企业自己吞下去。 还有一些项目会被更“温和”的理由卡住，比如环保、劳工、社区冲突，秘鲁矿业项目被叫停，这类情况，在文本层面，往往都能找到理由：环评程序、社区协商、用水问题、尾矿处理标准…… 这些议题本身并不虚假，很多国家确实需要更严格的监管，但当它们与外部政治信号同步出现、与竞争性资本的介入节奏一致时，企业就不得不考虑：这到底是正常监管升级，还是被选择性放大、被用作逼退手段。 对企业而言，最难受的恰恰是这种灰色地带——你很难在公开场合反驳“环保”，却要为背后的政治成本买单。 把这些案例放在一起看，会逼着人承认一个现实：过去那种“只要互利共赢，就能长期合作”的直觉，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够用了。 技术、资金、管理能力当然重要，但它们不再是决定性变量，更关键的是：当地政治是否稳定、司法是否独立可预期、对外政策是否容易随选举或政变剧烈摆动、美国及其盟友对该国的影响力，到了什么程度、该国是否有“用反华换援助/换安全承诺”的动力。 所以，问题不只是“对方不讲信用”，也不只是等待“违约的代价反噬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企业和决策层，把出海这件事重新做一遍风险定价：在尽调里把地缘变量放到和财务变量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结构设计上减少单点暴露，比如资金回收机制、资产隔离、保险、仲裁地选择、关键技术和运营控制权的分层安排。 在预案上把最坏情况写清楚——政权更替、制裁、资产冻结、人员驱逐、舆论发酵时，哪些环节先保命、先撤离、先止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