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1980年，一高一矮两个小偷盯上了一个70旬的老人，老人虽身材高大，但年近古稀，手无缚鸡之力，所以两人便下了手，结果却被老人当场制服，撂倒在地，事后老人的朋友笑道“这些这扒手太没眼色，竟然扒到了他老祖宗头上来了。”   1980年的北京，空气里还残留着煤渣味，在永定门开往和平门的公交线上，两个不开眼的扒手盯上了一件灰布褂子，在那个人挤人的年头，老人的三指宽牛皮钱夹实在是太显眼。   矮个子混混把月票捏在手里晃悠，佯装遮挡视线，高个子的长镊子顺势就滑进了老人的左兜，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二鬼把门”，可惜他们选错了对象。   就在钱夹离兜的瞬间，那位七十五岁的老人仿佛后脑勺长了眼，他没回头，左手像铁钳一样反扣住矮个的手腕，右手掌根带着风声，寸劲猛磕在那人的后腰眼上。   没有任何花哨的过招，矮个子闷哼一声，像滩烂泥瘫软在过道里，高个子同伙见势不妙，挥着拳头想扑，结果拳风还没到，脉门就被三根枯瘦的手指死死捏住。   那一刻，冷汗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淌，仿佛被液压钳锁住了命运的咽喉，车厢里一阵哄笑，只有后排一位戴眼镜的政协干部看出了门道惊叹：“好家伙，这是摸到强盗祖师爷的兜里了！”这位在公交车上练手的“祖师爷”，正是前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   在那份早已泛黄的旧履历里，沈醉这个名字代表着一种极致的灰度，民国二十年入行，他在那个光怪陆离的上海滩，只用了九年就爬到了军统核心。   那时候的罗家湾大院，百亩地盘、三百多间屋子，连戴笠抽什么牌子的雪茄、换几套西装，都在他的脑子里建了档，他太懂这一行的规矩了，甚至比贼更懂贼。   当年在上海，军统书记长唐纵的钱包被扒，里面夹着绝密情报，沈醉没动用宪兵队满街抓人，而是直接在老西门的茶馆里约谈了帮派头子“阿狗”，他清楚，能在唐纵眼皮底下动手的，只有那么几个人。   等钱包找回来，唐纵非要见见这位神偷，沈醉把人带到面前时，唐纵傻了眼——那竟是个十几岁的女学生。   面对唐纵要把人带走的架势，沈醉撒了一个职业生涯里最温情的谎：“人太滑头，刚才趁乱跑了。”他太知道特务机关的手段，这个谎，保住了那个女孩的一条命。   这种在黑白之间走钢丝的本事，沈醉玩得炉火纯青，龙华寺丢了玉佛和法器，警备司令杨虎气得跳脚，沈醉去现场转了一圈，只看了一眼围墙青苔上的脚印，就断定是外贼。   他几通电话打到了杭州西湖边的一栋别墅，那里住着隐退的江洋大盗“王胡子”，透过前杭州警察局长赵龙文的关系，沈醉只用了一顿茶的功夫，就让那些价值连城的玉佛完璧归赵。   这就是沈醉的江湖，在这个江湖里，他既是制定规则的判官，也是偶尔破坏规则的浪子。   奉命监视鲁迅的时候，他在绍兴路对面的阁楼里蹲了一个月，望远镜没怎么用，倒是把《呐喊》和《彷徨》翻烂了。   最后递上去的报告只有八个字：“此人赤诚爱国，杀之不祥。”这种“不祥”的预感，最终在他自己的命运里应验。   戴笠飞机撞山那晚，重庆军统大楼里一片死寂，满屋子挂着金星肩章的将军都在抽烟，没人敢接毛人凤那个“跳伞搜救”的令。   只有沈醉推开椅子站了起来，他不是不知道危险，只是觉得当初戴笠带他入行，这条命得还。   可忠诚换不来信任，毛人凤掌权后，一竿子把他支到了云南，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沈醉的手在口袋里攥出了汗。那里装着两包剧毒砒霜，原本是给毛人凤准备的最后的“晚餐”。   只要撒进饭局，军统的历史就得改写，但他最后还是松开了手，在送别的人群散去后，他把那两包足以致命的药粉，默默撒进了滇池。   那一刻，他扔掉的不只是毒药，还有作为“军统杀手”的最后一点狠厉。   四九年十二月，昆明城头的旗帜变了颜色，沈醉把特务花名册交到了卢汉手里，从那天起，他的身份从“处长”变成了功德林里的“战犯”。   在战犯管理所，曾经的杀人技变成了养生课，狱友周养浩抄起板凳要跟他拼命，他却拿着铅笔在墙上画图，心平气和地讲解：“打太阳穴得用寸劲，你那样瞎抡没用。”   后来政府登记特长，他老老实实交上去一个牛皮本，里面密密麻麻记的全是格斗术和毒药配方，那个在公交车上捏碎小偷手腕的老人，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杀伐果断的特务头子。   信源：（中国侨网——沈醉和他的母亲；《旧社会里的鸡鸣狗盗和侦缉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