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0年，地下党崔景岳被捕后，密信落入敌人手中，但密信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崔景岳说：“我给你们显字。”敌人开心坏了，本以为可以钓到大鱼。然而，不久，敌人就后悔了....   1940年的银川监狱审讯室，桌上摆着一杯不起眼的液体——“五倍子水”，这时候，围在桌边的国民党特务们连呼吸都屏住了。   他们的手里攥着一张看起来一文不值的白纸，但所有人都认定，这张纸就是整个宁夏地下党组织的“生死簿”，就在几分钟前，已经被酷刑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崔景岳，终于“松口”了。   这位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在老虎凳和皮鞭下死扛了许久，突然表现出一种濒临崩溃的妥协，他告诉特务，那封被截获的“无字天书”——情报，只要浸入五倍子水，字迹就会显现。   特务们太急了，他们手里有截获的信，有人（崔景岳），却唯独缺这把解密的钥匙，听到这个“秘方”，他们几乎没有犹豫，立刻让人搞来了药水，迫不及待地将那张白纸完全浸了进去。   特务们盯着水面，期待着墨色字迹像照片显影一样浮现，那样他们就能按图索骥，把宁夏的地下党一网打尽，然而，化学反应是不会骗人的，但人心会。   纸张浸润液体的瞬间，并没有出现一行行清晰的名单，相反，整张纸像被墨鱼汁染过一样，瞬间变成了一团漆黑，别说字迹了，连纸原本的纤维纹理都看不清了。   审讯室里的空气凝固了，这不是显影，这是覆盖，特务们此时才反应过来，他们被耍了，崔景岳利用了他们急于立功的贪婪，诱导他们亲手完成了最后的情报销毁，那张承载着所有同志名单的纸，在物理层面上彻底报废，神仙也复原不了。   在这场智斗之前，宁夏地下党的处境其实已经到了悬崖边上。   1940年初，崔景岳化装成商人来到宁夏，3月在小坝小学开会重建工委，但危机来得比预想得快。负责送情报的交通员江生玉在4月被捕。   和崔景岳不同，江生玉没能扛住酷刑，这个软骨头不仅供出了崔景岳的身份，还把那封至关重要的“空白密信”交给了特务，与此同时，另一名党员杜琳的变节，更是让特务掌握了大量外围信息。   整个组织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特务们以为抓住了崔景岳这个“大老板”，就能推倒最后一块骨牌，但他们算错了一点：在很多时候，肉体的征服并不代表意志的屈服。   崔景岳之所以假装求饶，不是因为怕疼，你想想，一个1911年出生，16岁就在1927年那种血雨腥风中入党的老革命，什么场面没见过？   他猜到特务不懂这种特殊的化学显影技术，五倍子水可能是显影剂，但在这种特定的浓度或纸张处理下，它就是毁灭剂。   当那张纸变黑的一刻，线索断了，特务们手里只剩下一个无法开口的“死硬分子”和一团黑纸，恼羞成怒的特务们彻底撕下了伪装，既然情报拿不到，那就用最后的一招：政治诱降。   到了1941年4月17日，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的折磨后，特务给崔景岳开出了最后的价码：只要在“反共宣言”上签字，就能活命。   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心理战，签字，意味着精神上的屈服，不签，意味着肉体上的消亡， 30岁的崔景岳选择了后者。   那天深夜，特务们把崔景岳押到了银川城隍庙后的一块空地上，那里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没有审判，没有最后的晚餐，特务们挥舞着大棒将他打入坑中，然后开始填土。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泥土一点点掩盖了他的身体，但他直到最后一刻，嘴角可能都挂着一丝嘲讽，因为他赢了，他用自己的命，换了那张名单的命。   对于那个时代的革命者来说，生命往往是他们手里最后一张底牌，崔景岳把这张牌打得干脆利落。   从1911年出生在陕西旬邑的一个贫农家庭，到1941年埋骨银川，他这三十年的人生轨迹就是那个动荡时代的缩影。   那张在五倍子水中变黑的白纸，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魔术，也是他作为省工委书记，交给组织的最后一份完美的答卷。信源：旬邑县人民政府 永宁县人民政府 沧州日报旗下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