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因为留学生埃德蒙·阿多醉酒冻毙荒野，导致在苏联的非洲留学生群情激愤（不相信苏联方面给出的尸检结果）。于是，500多名非洲留学生聚集起来，高举着标语，要冲进莫斯科红场抗议。而苏方的最后决定，很快让这些留学生悔之晚矣…… 1963年那会儿，苏联为了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推出大规模教育合作计划，吸引了很多非洲年轻人来留学。加纳学生埃德蒙·阿萨雷·阿多就是其中一个，他29岁，在加里宁医学院读医学，主要在当地上课和实习。阿多和一名苏联女性有亲密关系，两人谈过结婚的事，但女方家庭反对，这在当时属于常见情况。12月13日，他的尸体在莫斯科郊外荒地被发现，身上穿得单薄，官方尸检显示血液里酒精含量高，结论是醉酒后在严寒中体温过低导致死亡，除了下巴有道小划痕，没有其他暴力伤痕。苏联方面还让加纳学生代表全程看了尸检过程，卖酒记录也显示阿多买过伏特加。 非洲留学生听到这个结果后集体不接受。他们觉得阿多学校离莫斯科有180公里，一个准备结婚的年轻人没理由大半夜跑郊外喝酒。很多人怀疑是谋杀，和他跟苏联女性的交往有关，可能是种族原因或家庭冲突引起的。消息传开，留学生群体里积累的不满一下子爆发出来。其实这些学生来苏联后，生活条件比当地普通工人好得多，每个月能拿90卢布补贴，而苏联工人一般只有40到50卢布，老师也才60左右。他们住得不错，还常跟本地女性交往，这让一些苏联百姓看不惯，街头小冲突时有发生，警察处理时偏向本地人。 12月18日，约500名来自加纳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留学生聚集行动。他们从加纳使馆出发，手拿标语牌，用俄语、英语和法语写上内容，队伍往红场方向走。其中最显眼的标语是“莫斯科是第二个阿拉巴马”，把苏联跟美国当时种族隔离严重的阿拉巴马州比。沿路有市民围观不满，但队伍最终被警方拦住，没能进入红场核心区。学生们坚持要求重新调查死亡事件，还提出处理其他种族相关冲突的诉求。苏联教育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叶卢京跟学生代表谈了约两个小时，重申尸检科学性，并表示会研究意见。整个过程没有大规模暴力，西方媒体后来报道了这事，成为冷战时期的宣传焦点。 抗议结束后，苏联当局很快做出决定，对带头组织和传播不实说法、煽动非法活动的学生采取措施，把其中一些人遣返回国，永远不准再来苏联。加纳使馆也配合执行纪律。这让参与的留学生感到后悔，因为原来的优待没了，生活补贴标准后来调整到跟苏联本国学生一样，宿舍管理更严格，检查次数增加，信件和交往记录也管得更紧。事件过后，苏联在留学生政策上加强指导，强调规范和集体活动，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从长远看，这次事情让苏联调整了对外国留学生的管控方式。非洲学生数量本来从1960年代初快速增加，但事件后招生和管理都更谨慎。阿多的死亡结论一直维持官方说法，没重审。那些被遣返的学生回去后，前途受影响，有的转去其他地方继续学业。苏联当时拉拢第三世界，本意是培养亲近力量，结果这次抗议暴露了文化和生活差异带来的摩擦。苏联百姓对留学生特权的看法也更直接，觉得资源分配不平衡。整个事件在冷战背景下，成为国际关注点，西方媒体拿来批评苏联的平等宣传。 说到底，这事反映了当时留学热背后的实际问题。学生们享受高补贴，过得比当地人滋润，却也面临本地社会的不适应和冲突。苏方最后遣返决定虽然严厉，但目的是维持秩序和政策稳定。后来俄罗斯在移民和留学上也更保守，非洲留学生数量一直不多。这段历史提醒人，国际合作里，光靠钱和优待换不来长久信任，还得处理好日常文化差异和公平感。苏联那时候的做法，后来影响了类似政策的走向，留学生群体也学到教训，行动前考虑后果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