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9年，司马迁被绑在冰冷的木头架子上，衣服扒得精光，行刑的匠人手起刀落，司马迁由男人变成了一个阉人。妻子柳倩娘心疼的直流眼泪，之后她的选择，至今令人唏嘘落泪。 司马迁出生在西汉时期一个注重历史传承的家庭，他的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负责掌管天文历法和国家档案。司马谈从小就教导儿子研读古籍，如尚书和左传，这些经典奠定了司马迁对历史的认知基础。家族谱系可追溯到周朝，早年祖先多以军事见长，比如司马错曾在秦国统兵，参与灭蜀和伐楚的战役，帮助秦国扩大版图。司马氏后代渐转向行政和技术官职，到司马谈一代，才正式成为史官，专注于记录王朝兴衰。司马迁十岁起跟随父亲学习，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各地，足迹遍及江淮和中原，搜集民间传说和地方风俗，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史料，也塑造了他对国家统一的理解。 司马谈一生志在编纂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涵盖从上古到当代的王朝变迁，但他到去世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汉武帝元封元年，司马谈因病未能参加泰山封禅大典，郁愤而终，临终前嘱托儿子继承遗志，继续完成这部通史。司马迁接任太史令后，潜心整理父亲留下的资料，同时参与制定太初历，改进了历法体系，将正月定为岁首，这影响了后世两千年。司马迁的家族背景让他自然而然地肩负起记录历史的责任，他视此为孝道延续，不仅是为父亲圆梦，更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脉络。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征，遭遇匈奴八万骑兵围攻，转战千里，杀敌过万，但因箭尽粮绝和援军未至，最终投降。消息传回朝廷，汉武帝震怒，群臣皆谴责李陵叛国，只有司马迁站出来辩护，认为李陵战绩已属不易，投降或为权宜之计，不宜匆忙定罪。这番言论触怒汉武帝，司马迁被下狱，以诬罔罪论处。本可赎罪，但家境不裕，只能接受宫刑。司马迁由此遭受身体和名节的双重打击，民间传说他的妻子柳倩娘是李广外孙女，才貌出众，两人婚后相敬如宾，她目睹丈夫受刑，心痛不已。柳倩娘虽在历史正籍中无确凿记载，但后世流传她不离不弃，支持丈夫完成著作，这种选择体现了传统妇德，却也引发后人感叹，在那个时代，面对丈夫残缺，她的选择充满无奈与坚韧。 宫刑后，司马迁一度陷入绝望，但想起父亲遗愿，便忍辱负重，继续著述。他将个人遭遇融入历史书写中，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流传千古，激励无数人面对逆境时选择担当。司马迁的家族传承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从祖先的武功到父亲的史志，再到他自己的坚持，都在推动中华历史叙事的延续。他在狱中和出狱后，系统整理从黄帝到汉武帝的三千年史事，创作出史记这部巨著，开创纪传体史学体例，涵盖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不仅记录帝王将相，还关注普通民众和社会制度。 史记完成后，司马迁不久离世，他的后代如何流传这部书，成为历史一环。司马迁有一女，嫁给安平敬侯杨敞，生下杨忠和杨恽。杨恽在汉宣帝时封平通侯，看到朝政清明，便将外祖父的著作献给皇帝，从此史记得以公诸于世。民间传说柳倩娘在司马迁去世后，带着子女离开京城，隐居韩城，并遁入空门，将书稿藏匿于尼姑庵中，直至时机成熟才交给杨恽。这种说法虽无史籍确证，但反映了后人对这部书流传艰辛的想象。史记在汉朝初期流传有限，甚至被视为禁书，汉明帝和魏明帝都曾批评其贬损汉武帝，部分篇章如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被删改或丢失，后世版本与原稿有差异。 司马迁的遭遇和选择，让人看到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伟大。他没美化汉武帝的决策失误，也没回避李陵事件的复杂性，这正是实录的价值。柳倩娘的选择，虽是传说，却寄托了人们对忠贞的向往，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她的支持显得格外珍贵。史记流传至今，影响深远，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因为它真实而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