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因遭叛徒冯全礼出卖，72岁的抗联老交通员李升不幸被捕入狱。日本鬼子问他是不是抗联的交通部长？李升说：“我只是一个走山砍柴的穷老头，没有福气做那么大的官。” 鬼子听了，眯起眼上下打量他，见他满头白发，背微驼，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便冷笑一声，让翻译说：“别装了，我们知道你传过不少抗联的情报，还护送过干部过界江。”李升低着头，嘴里重复着那几句车轱辘话：“俺就是个砍柴的，山里转悠惯了，不认得什么抗联不抗联的。”鬼子没证据，又怕他年纪大了死在牢里不好交代，就先把他关在依兰县的宪兵队看守所，打算慢慢审。 李升是抗联在松花江下游的重要交通员，从30岁起就给游击队送信、带路，一干就是40多年。他熟悉大小兴安岭的每一条山路，知道哪些地方有密营，哪些河段能徒涉，连山里的猎户、伐木工里谁是可靠的，他都门儿清。 抗联的不少机密文件，都是通过他这条线送到北满省委的。可他从不居功，也从不让家里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老伴儿前一年刚过世，两个儿子都在关内打工，家里只剩他一个人，住着三间破草房，靠卖柴火换点米面。 关进牢房的第七天，鬼子用皮鞭抽他，问他“抗联的密营在哪儿”，他咬着牙说“不知道”；又用辣椒水灌他，他呛得直咳嗽，还是那句“俺是砍柴的”。鬼子小队长气得把桌子一拍：“这个老东西嘴硬，拉出去毙了！”可刚要动手，翻译官拦住了他，说：“太君，这老头在本地熟人多，杀了他，怕引起民愤，不如关着，慢慢磨。”鬼子想了想，点头同意了。 在牢里，李升遇到了另一个抗联交通员，比他小20多岁，叫赵铁柱。赵铁柱是送药品时被捕的，腿被打断了，躺在草堆上动不了。李升每天把自己的窝头掰一半给他，用省下的水给他擦伤口，还小声教他：“不管鬼子怎么问，都别承认自己是抗联的，就说被抓壮丁的。”赵铁柱哭着说：“李大爷，我对不起组织。”李升拍着他的手说：“只要活着，就有机会把消息传出去。” 转机出现在入秋后。抗联三军派了侦察员混进依兰县城，打听到李升被关的牢房位置，制定了营救计划。那天夜里，侦察员摸进宪兵队后院，用炸药包炸开了牢门，李升和赵铁柱互相搀扶着往外跑。 跑到城门口时，赵铁柱因为腿伤走不动，李升把他背起来，一口气跑了三里地，直到听见身后没有枪声，才停下来喘气。赵铁柱哭着说：“李大爷，你岁数大了，不该为我冒险。”李升笑着说：“咱们是同志，我不救你，谁救你？” 回到抗联密营后，组织上让李升休息，可他闲不住，又主动承担起照顾伤员的工作。他说：“我这把老骨头，跑不动山路了，照顾伤员还是能行的。”1940年冬天，抗联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转移，李升负责给伤员烧热水、换药，自己却冻得手脚都肿了。有次给伤员喂饭，他不小心摔倒在雪地里，半天爬不起来，可他爬起来后，第一句话还是“伤员怎么样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升回到老家。他的两个儿子听说父亲还活着，从关内赶回来，抱着他哭成一团。乡亲们都说：“李大爷是抗日的英雄，咱们不能忘了他。”可李升却摆摆手，说：“我没做什么大事，就是做了点该做的事。”后来，当地政府要给他发勋章，他拒绝了，说：“比起牺牲的同志，我已经很幸运了。” 李升活到了1952年，去世时86岁。他的墓碑上没有刻“抗联英雄”的字样，只刻着“李升，1886—1952，农民”。可在抗联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永远是那个背着柴火、在山路上奔波的老交通员，是那个在牢里宁死不屈的老党员，是那个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的老大爷。 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在战争年代的坚韧和担当。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拼尽全力。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