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天，张大千准备在北京买房定居，恰好一所前清王府要出售，要价500两黄金，看过了房子觉得满意，交完订金准备过几天就交全款住进去，但是，一位古玩商人告诉他发现了《韩熙载夜宴图》的下落，张大千赶紧去看，生怕别人抢先一步。 那时的北平，刚从日军的铁蹄下解脱出来，街面上的古玩店一间挨一间，琉璃厂的摊位上摆满了瓷器、书画和玉器。张大千住在朋友家里，每天忙着四处寻访古籍字画，尤其对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念念不忘——这幅画描绘了南唐官员韩熙载在家中设宴的场景，人物神态栩栩如生，线条细腻流畅，被誉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巅峰之作。抗战爆发后，这幅画下落不明，张大千多方打听，一直没找到确切消息。 那位古玩商人是琉璃厂“墨缘斋”的老板，姓孙，人称“孙掌柜”。他早年做过清宫侍卫的家奴，懂得不少宫廷收藏的门道。这天傍晚，他敲开张大千的房门，神秘兮兮地说：“张先生，我听说您一直在找《韩熙载夜宴图》，今儿个有人托我给您带个信儿——画在一位姓王的满洲贝勒手里，人家急着用钱，价钱好商量。”张大千一听，心跳顿时加快了，连忙问：“人在哪儿？什么时候能看画？”孙掌柜笑了笑：“您先别急，人家只让我一个人去，明天上午您跟我一起去，带上您的鉴赏功夫。” 第二天一早，张大千跟着孙掌柜去了城北的一座四合院。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槐树，屋里光线昏暗，一个五十多岁的满族老人正坐在炕上抽旱烟。他见有人来，慢悠悠地放下烟袋，从炕柜里取出一个用黄绫包裹的长条形物件，小心翼翼地打开。 随着黄绫一层层揭开，那幅传世名画展现在张大千眼前——画卷长三米多，绢本设色，保存得相当完好，画中韩熙载的胡须、歌女的衣褶、桌上的酒具，都清晰可见。张大千屏住呼吸，凑近细看，越看越激动，手都有点发抖。他太熟悉这幅画了，曾在上海的博物馆里看过印刷品，可真迹的气韵和细节，是复制品无法比拟的。 “您打算卖多少钱？”张大千强压住内心的波澜，故作镇定地问。贝勒叹了口气，说：“家里孩子多，开销大，听说您是行家，给个实在价吧。”孙掌柜在旁边插话：“张先生，这画可是国宝，您看……800两黄金？”张大千心里一紧，这价格比他准备买王府的500两还多300两，可他更清楚，这样的国宝级文物，一旦错过，可能这辈子都遇不到了。他咬了咬牙，对孙掌柜说：“你先稳住他，我回去筹钱。” 从四合院出来，张大千直奔银行，把自己在四川、上海的存款都取了出来，又向几位朋友借了钱，折腾了一整天，才凑够了800两黄金。等他拿着钱回到贝勒家时，天已经黑了。贝勒见他如此诚心，也很痛快，当场把画交给了他。张大千把画抱在怀里，像抱着自己的孩子，连夜找了一家信誉好的裱画店，让师傅用最好的材料重新装裱。 可问题来了——他之前交了王府的500两黄金订金，现在钱都用来买画了，拿什么交房款？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找王府的原主人，说明情况，希望能退订金。原主人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听他说是为了买国宝，不仅退还了订金，还额外送了他几件王府的旧家具，说：“张先生，您做的是文化上的大事，这房我不卖了，留着等您以后想通了再说。” 《韩熙载夜宴图》到手后，张大千如获至宝，他在北京的寓所里专门腾出一间屋子存放，每天都会拿出来欣赏、临摹。1949年，他移居香港，1952年又去了南美，这幅画一直带在身边。后来，他考虑到国内的文物保护条件越来越好，便通过朋友联系，将《韩熙载夜宴图》无偿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如今，这幅画静静地躺在故宫的展厅里，供人参观，而张大千当年为它倾尽家财的故事，也成了收藏界的一段佳话。 有人问他：“为了一幅画，连房子都不要了，值吗？”张大千回答说：“房子可以再买，可这样的国宝，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文化是无价的，能为它做点事，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