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努廷2023年接受央视专访时说，“我是100%的中国人后代，我的父母、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都来自中国。我在泰国出生，我有中文名字（陈锡尧），家里每天也是说广东话。” 阿努廷的这番表述，看似简单的身份袒露，实则扎根于中泰数百年的民间亲缘与历史积淀，绝非偶然的情感表达。明清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广东地区，因人口压力、战乱频繁等因素，大量百姓选择下南洋谋生，泰国凭借地理邻近、社会环境包容，成为重要的迁徙目的地。 当时的暹罗（泰国旧称）正处于发展期，亟需劳动力和商业活力，而广东籍移民带来的农耕技术、经商经验，恰好契合了当地的发展需求，这为华人在泰国落地生根奠定了基础。 这种迁徙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形成了规模化的移民浪潮。尤其是吞武里王朝时期，郑信作为广东澄海后裔，对华人采取免征人头税等优惠政策，更吸引了大批广东乡亲前往。这些移民抵达泰国后，并未完全割裂与故土的联系，而是在生活中坚守着核心的文化符号。 阿努廷提到家里每天说广东话、有中文名字陈锡尧，正是这种文化坚守的直接体现。在异国他乡，语言和姓氏成为维系家族记忆的重要纽带，长辈通过日常交流传递家乡的语言习惯，保留中文名字则是对祖辈来源的铭记，这种家族内部的文化传承，让华人后代即便生于泰国，也能清晰感知自己的根脉所在。 更重要的是，泰国华人的融入过程并非单向的文化同化，而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早期移民大多与当地民众通婚，将中国的家庭伦理、生活习俗与泰国文化相互融合，既尊重当地的社会规范，又坚守着华人的核心价值观。 阿努廷所说的“父母、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都来自中国”，反映出其家族在多代传承中依然保持着清晰的华人血统认同，这种纯粹的血统延续在泰国华人中并不罕见，许多家族通过联姻、宗族互助等方式，维系着亲缘网络和文化认同。 这种身份认同背后，是泰国华人在当地社会中深厚的根基与重要的地位。历史上，华人就为泰国的经济复苏和城市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他们从最初的小商贩、手工业者，逐渐发展成为掌控商业、金融等重要领域的核心力量，如今泰国六成以上的大型机构和银行由华裔主导，足以见得华人在经济领域的分量。 在政治层面，泰国华人参政的传统由来已久，自近代以来，多位首相、副首相都是华人后裔，他们带着双重文化背景，在治理中既考量泰国的国家利益，也天然重视与中国的联系，阿努廷的从政经历和对华友好立场，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阿努廷的表述，也印证了泰国华人“泰人认同为首、华人认同次之”的独特融合模式。他明确自己在泰国出生，是泰国的国家公职人员，同时坦然承认中国后代的身份，这种双重认同并不矛盾。 在泰国社会，华人早已不是外来群体，而是成为当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华人血统和文化背景，反而成为连接中泰的天然桥梁。家里坚持说广东话，不仅是语言习惯的保留，更是对文化根源的情感维系，这种日常化的文化传承，让中泰之间的亲缘纽带无需刻意强调，却能自然延续。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阿努廷的这番话，是中泰“一家亲”的生动注脚。中泰两国的友好，从来不止于官方层面的合作，更源于民间数百年的相互接纳与共生。 广东籍移民带到泰国的，不仅是血脉和语言，还有勤劳务实的品格、重视家族的观念，这些品质与泰国本土文化相融，成为两国共同的精神财富。阿努廷作为泰国的重要政治人物，公开强调自己的中国血统和文化背景，本质上是对这种民间亲缘的正视与珍视，这种基于血脉和文化的认同，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更能拉近两国人民的距离。 这种身份认同也为中泰合作提供了更坚实的民间基础。阿努廷在外交上对华友好，推动泰中共同维护文化记忆、促进务实合作，其背后正是这种深层的情感纽带。当一位国家领导人带着对中国的天然亲切感开展外交，合作便少了隔阂，多了温度。家里的广东话、传承的中文名字，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实则是跨越国界的文化桥梁，让中泰之间的合作不仅有利益的契合，更有情感的共鸣。 数百年的移民史、几代人的文化坚守，让华人在泰国形成了独特的生存状态。他们既深度融入当地社会，成为泰国发展的重要力量，又从未忘记自己的根在何方。 阿努廷的表述，不过是这种状态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友好，最深厚的根基永远在民间，在血脉的相连、文化的相通中。这种无需刻意修饰的身份袒露，恰恰是中泰友好最真实、最持久的动力所在，它跨越了时间和距离，让两个国家的人民始终保持着天然的亲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