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8岁的丫鬟来凤在厨房偷偷生下孩子，被老妈子发现状告给当家主母，主母生气指着大姨太的鼻子骂：“你养的好丫头，丢人丢到家了”。 主母的骂声尖利得像刀子，穿过院子，扎在跪在冰凉石板上的来凤心里。她刚生产完，身子虚得发抖，怀里那个用旧衣裹着的小小生命却烫得灼人。大姨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回头瞪向来凤的眼神，除了恼怒，更有一丝被牵连的恐惧。 在那个宅门里，一个丫鬟的丑事，足以让管束不严的主子也抬不起头。接下来该怎么办？是等着被一顿家法打个半死，然后和孩子一起被扔出去自生自灭，还是……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来凤不是这家买断的死契丫鬟，她是三年前因老家遭灾，被爹娘送来帮佣、挣口饭吃的“活契”。这一点点区别，成了她绝境中唯一的生机。她清楚记得契约上写的年限，也记得管事娘子闲聊时提过，新式的工厂和百货公司正在城里招女工，管吃住，还能挣工钱。 这些碎片信息，在以往只是耳旁风，此刻却在她绝望的脑海里拼成了一条模糊的、颤巍巍的生路。主母正在气头上，处置的命令最迟明早就会下来。留给她的时间，只有这个晚上了。 深夜，宅子静得像座坟。来凤忍着下身的剧痛，用最后一点力气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几件自己的旧衣服，偷藏起来的半个硬馒头，还有主家少爷随手赏下、她一直舍不得花的两枚银角子。孩子饿得小声呜咽，她慌忙捂住，心快要跳出嗓子眼。 她知道看门的张伯后半夜会打盹，也知道后院那处矮墙的砖头松了几块。这些平日里低头走路时默默记下的细节，此刻成了她逃离囚笼的地图。 抱着孩子爬上矮墙的那一刻，她回头望了一眼黑沉沉的宅院，那里有她三年的汗水，有打骂，有冷眼，也有厨房的炉火给予的片刻温暖。但现在，这些都过去了。墙外是陌生的、深不见底的黑夜，也是她为自己和孩子搏来的，第一口自由的空气。 天蒙蒙亮时，她终于躲进了城边一家最便宜的“老虎灶”后巷。用一枚银角子，求老板娘容她在堆放柴火的棚子里歇两天。孩子需要吃奶，她更需要恢复体力。那两天，她靠着凉水和馒头屑活下去，把省下来的钱，求人去街上买回一点最便宜的奶粉。 她听着棚子外来来往往的人声，有黄包车夫的吆喝，有女工们结伴去上工的脚步声。那些声音嘈杂却充满生机，和她待了三年那个肃穆死寂的宅院完全不同。她知道，她必须走进那个嘈杂的世界里去。 身体稍能走动，她就抱着孩子，按记忆中听来的地址，找到了那家招工的纱厂。招工的头把她上下打量，目光在她怀里孩子身上停了停，皱了眉。“带个拖油瓶，怎么干活？”来凤的背挺得笔直，声音因为虚弱发颤，却异常清晰：“我能干。 别人干八个钟头，我干十个。孩子……孩子我能安顿好。”或许是她的眼神太过倔强灼人，或许是厂里确实缺人，工头最终摆了摆手，指向女工宿舍的方向，那里有为数不多的几间“母子房”，条件简陋至极，但总算是给了母女俩一个落脚之地。 从此，来凤的生活变成了飞速旋转的纱锭。白天在震耳欲聋的车间里，站在纺机前接线头、换纱锭，一站就是十几个钟头。晚上回到狭小潮湿的宿舍，手指因为长时间重复动作而僵硬发抖，还要强打精神给孩子喂食、清洗。 工钱微薄，大部分换了奶粉和必需的物品，日子过得比在宅门里当丫鬟时更苦十倍。但她心里是亮的。这里的苦，每一分都结结实实攥在自己手里，不用看主子的脸色，不用怕莫名其妙的责罚。 手指磨出的茧，腰背累出的酸疼，是她为自己和孩子买下“不被随意处置”的尊严的凭证。后来，孩子大些了，她咬牙送进了厂办的简陋托儿所，自己则挤出一切时间学习看图纸、操作更复杂的机器。因为她明白，只有掌握更不可替代的技能，才能在这冰冷的工业齿轮间，为自己挣得稍好一点的位置。 很多人看来凤，不过是从一个大牢笼跳进另一个小牢笼的苦命女人。但对她而言，这却是本质的不同。前一个牢笼，锁住的是人身和命运，她的价值依附于主家的恩赐与喜怒；后一个“牢笼”，尽管冰冷艰辛，她却第一次成为了一个靠自身劳动换取生存的“人”，她的命运， 第一次和自身的努力与选择紧紧挂钩。从宅院到工厂，从来凤到无数个“来凤”，她们走出的是不仅仅是一道门，更是一个时代。她们用最卑微的姿态，参与了近代中国女性从依附走向独立的最初浪潮。这浪潮无声，却足以拍碎很多看似坚固的东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