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骂清朝是夷狄，曾国藩用一份檄文扭逆转乾坤 太平军骂清朝是夷狄，核心是拿“华夷之辨”做文章，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文书里，他们历数清朝作为满族政权入关后的“罪行”，称其为“胡虏”“妖胡”，指责其剃发易服、屠戮中原，把满汉矛盾摆在台面上，号召汉人起来推翻这个“夷狄政权”。 这套说辞确实戳中了清廷的软肋——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清朝在“华夷”叙事面前本就存在天然的合法性短板，当时朝堂上的翰林才子们对着这样的攻击，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反驳角度，只能任由舆论偏向对清廷不利的方向。 曾国藩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没掉进太平军设定的“满汉之争”陷阱，反而用《讨粤匪檄》把舆论焦点彻底转移了。 他太清楚当时中国社会的根基在哪——两千年来深入人心的儒家文化，以及捍卫这套文化的土绅阶层，这才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核心力量。 而太平军恰恰在这上面犯了致命错误：他们砸孔庙、焚儒书，把儒家经典视作“妖书”，还搞出拜上帝教那套西方神权理论，让士绅们觉得自己的文化根基要被彻底摧毁了。 曾国藩就抓住这个要害，在檄文里压根不提“夷狄”二字，反而把太平军定义成“文化的敌人”。他控诉太平军破坏伦理纲常，说他们主张“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实则颠覆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千年秩序，让父子不能称父子、夫妻不能称夫妻，这对信奉传统礼教的百姓来说，比“夷狄统治”更难接受。 更狠的是，他把拜上帝教说成是“洋人的邪说”，质问要是太平军得了天下，中国人是不是都得放弃孔孟，去拜西方的上帝？这番话直接把太平军打成了“文化上的夷狄”，反而凸显出清朝虽然是满族政权，却一直在捍卫儒家道统，自然就成了“文化正统”的维护者。 这一下就击中了士绅阶层的痛点。士绅们靠科举制度起家，儒家经典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太平军反孔反儒，等于断了他们的根。 曾国藩在檄文里喊出“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直接把镇压太平军上升到“保卫孔孟名教”的高度，让士绅们觉得自己站在了道义制高点上，不是在帮“夷狄”卖命，而是在救中华文化。 舆论转向后，实际的支持很快就来。士绅阶层开始主动给清廷捐钱捐粮，江南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光江西一省就先后捐了300万两银子，只为换几个科举名额，这背后正是对曾国藩“卫道”叙事的认同。 这些士绅还在地方组织团练，湘军的核心力量其实就是这些由士绅牵头的乡勇，他们打仗比清廷的正规军更拼命，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不是为清朝打仗，是为自己的文化和身家性命打仗。 曾国藩还在檄文里玩了分化的把戏，他故意把两广籍的太平军核心叫“粤匪”，把两湖三江地区被迫加入的人叫“被胁之人”，说前者是匪徒，后者是受害者，还编了“解散歌”承诺“胁从罔治”，给那些普通士兵指了条活路。 这一招直接动摇了太平军的军心，不少被裹挟的人看到檄文后纷纷逃散，太平军的兵力就这样被悄悄削弱了。 反观太平军，他们的“夷狄论”虽然能煽动底层民众一时的情绪，却没能抓住最关键的士绅阶层。 而且他们的土地政策喊着“田则天王之田”，不仅得罪了地主，连自耕农也怕自己的土地被没收，反而把更多人推到了清廷那边。 曾国藩的檄文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用“文化保卫战”的叙事把地主、士绅、自耕农甚至部分对清廷不满的汉人都团结起来，形成了对抗太平军的统一战线。 就这样，太平军的“夷狄”指责被彻底消解了，舆论从“反满抗夷”变成了“卫道辟邪”。清廷也顺着曾国藩的思路调整宣传，不再回避满汉问题，反而强调自己对儒家文化的捍卫，彻底稳住了统治根基。 可以说，这篇檄文没直接反驳“夷狄”之说，却用更底层的文化认同扭转了人心向背，让清廷从舆论被动变成主动，这正是它“扭转乾坤”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