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 “退功臣而进文吏” 与东汉政治建设 从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始称“皇帝”起，一直到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逊位，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当中，中国诞生了400多名封建帝王。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统一天下后，并没有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把所有功臣都推到权力中心。相反，他做出一系列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功臣们浴血奋战多年，很多人以为自己会手握重兵、掌控朝政，结果却发现自己被高高捧起，却又被轻轻放下。朝廷里渐渐出现另一批人，他们没有立下赫赫战功，却慢慢掌握了实际权力。这种安排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考量？刘秀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答案就藏在“退功臣而进文吏”这八个字里。 刘秀深知西汉开国时的教训。刘邦分封异姓诸侯，给了他们土地和军队，结果诸侯势力膨胀，接连发生叛乱。刘邦晚年还要亲自带兵平叛，耗费大量精力。刘秀亲眼见过这些乱象，也听过太多前朝故事。他不想让东汉重蹈覆辙。统一后，他开始大规模封侯，却严格把爵位和实权分开。邓禹、吴汉、耿弇这些云台二十八将获得高爵和丰厚食邑，田宅赏赐远超西汉初年对开国元勋的待遇。但他们基本不再领兵，不再掌管地方政务。 多数功臣被留在洛阳，名义上奉朝请，实际等于闲置。少数人偶尔参与议事，也只是顾问性质。刘秀甚至罢掉左右将军，让他们就第养老。这种做法表面客气，实际剥夺了军政权力。功臣集团虽然衣食无忧，却失去了干预朝政的能力。东汉初期，军队直接归中央统辖，不再分散到私人手里。这一步走得隐蔽，却非常彻底。 刘秀同时大力提拔另一类人，就是通经术、懂法令的儒生和文法吏。他自己出身太学生，对这类人有天然亲近感。统一后，他恢复察举制度，明确提出四科取士标准，专门选拔品行端正、精通经学、熟悉律令、有实际才能的人。卓茂、伏湛、宋弘这些人被征召入朝，担任要职。卓茂从隐居状态被请出来，直接拜太傅，封侯食邑。宋弘直言劝谏，刘秀也当场接受建议。 通过举孝廉、征辟等方式，大批文吏进入尚书台等机构。尚书台逐渐成为实际决策中枢，设尚书令、仆射和六曹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三公地位虽然尊贵，但权力被削弱，主要起咨询作用。文吏集团慢慢占据实权位置，而功臣集团只能拥有爵位。这种有权无爵和有爵无权的对立结构，形成了天然制衡。 刘秀还加强了对吏治的管控。建武十五年，因为度田不实，河南尹等一批官员被处死。内外官员选拔多由刘秀亲自过问，考核严格。尚书近臣犯错也会受到责罚。他自己带头节俭，穿粗布衣，裁减宫廷开支，废除许多游猎设施。建武六年一次就裁并四百多个县，官员数量大幅减少。这些措施让中央集权得到强化，也让国家从战乱中快速恢复。 东汉初期三十年，人口回升，农业生产恢复，赋税徭役减轻，社会秩序逐步稳定。功臣淡出核心决策，文吏主导行政，儒学教育得到推广，太学规模扩大。这些变化都离不开刘秀的制度设计。退功臣避免了武人干政的风险，进文吏则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这项安排并非没有缺陷。功臣和文吏同属官僚阶层，利益有重合之处。随着时间推移，两者界限逐渐模糊。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和宦官势力抬头，中央权威受到冲击。尽管如此，刘秀开创的制衡模式仍然有借鉴价值。后世很多王朝在处理开国功臣问题时，都或多或少参考了这种做法。 刘秀在位三十三年，实现了从分裂到统一的转变，也让东汉初期出现相对清明的政治局面。他去世后，庙号世祖，葬于原陵。其子刘庄继位，继续推行儒学治国路线。云台二十八将画像成为后世对开国功臣的纪念，但他们的实际权力早已被限制在爵位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