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姚连蔚被免职，此后他回到了西安昆仑机械厂，重新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不久后，厂里为他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理由是避免产生不好的影响。 从副国级领导变成提前退休的老工人，没人敢跟姚连蔚多说一句。他原本被安排在翻砂车间，那是全厂最脏最累的岗位。 粉尘呛人，工友换了几拨，他一个人始终干着没人愿接的活儿。曾经在北京大会堂里坐会的人，现在跟工厂小工一样排队打饭，别人看到他，低头就走。 姚连蔚出事是从1977年开始的。那年开始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姚连蔚在昆仑厂担任“工联”头头的事，被翻了出来。 有人证实他曾组织过一次胡家庙武斗，还动用了简易火器，当时确有人员伤亡。这事上了省里的报表，很快，姚连蔚被停职调查，后送入西安看守所。 审查那两年半，他什么都没说。1974年他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心里其实早就犯怵。他文化水平不高，看文件时要一个字一个字认，出席外事活动全靠别人准备。 他自己也曾嘀咕：“我连工会文件都看不全，让我管整个省？”但那年政治需要基层代表，姚连蔚是工人出身，又干过革委会副主任，符合条件。 他从1969年起就走上快车道，那年作为陕西代表参加中共九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起，连续担任陕西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任。 上调北京后，他住进四合院，但工资仍是昆仑厂八级技工的标准，每月五十八元。这事他从不声张，只对身边人说，自己“就是个凑数的”。 人生的落点回到了起点。从监狱出来后，他尝试找事做，在咸阳乡下摆过摊，进小饭馆当过厨子，也去山西倒过焦炭。 有人认出他说，“你不是那个副委员长？” 姚连蔚只说，“认错人了。” 他在朝鲜战场当过通讯兵，抗美援朝第一线，冒着炮火抢修电话线，差点没命。 回国后才进了昆仑厂。靠技术出头，三年内成了车间指导员，如果没有后来的动荡，他大概率会是一名工厂中层干部，一辈子稳定过。 “有时候命运就像个不讲理的裁缝，硬要把人塞进不合身的衣服。”姚连蔚常跟人说这话。他晚年住在咸阳乡下，房子破旧，种菜养鸡。 邻里有人头疼脑热，他帮人把脉开药，从不收钱。有人问他怕不怕别人说闲话，他摆手：“我自己清楚自己是啥人。” 有人劝他申诉，说当年是政治安排，他说，“这事翻篇了。”他不愿提过去当官的事，也从不批评当年给他提拔的人。 有人感慨他脾气好，他却淡淡说，“我不是脾气好，我是看透了。” 姚连蔚的一生，是一条曲折的线，从黄土地出发，又回到黄土地。他没有怨言，也不抱希望，活得像个工人，走得像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