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花和尚”苏曼殊在上海广慈医院暴毙，时年34岁，生前谈过28位女朋友。汪精卫、鲁迅等好友整理寥寥无几的遗物时，在床底下发现了他奇葩死因。 那是初夏，天气闷热。汪精卫手拎着一只纸箱，鲁迅戴着手套，蹲在床下掏出了几包皱巴巴的糖纸，颜色褪得发白，还有几块没吃完的洋糖落在枕缝边。 鲁迅眉头一紧，没说话，汪精卫喃喃地说：“他到底是死在这上头了。” 三个月前，苏曼殊才从杭州回来。朋友都劝他多休养，别乱跑。他笑说肚子疼也挡不住八宝饭的香气。可没人想到这句话成了遗言。 医生早提醒他不能再碰甜食，他不听，说吃糖能让人忘事。那段时间他常念叨“百助枫子”的名字。 百助枫子是他在日本横滨时认识的艺伎，曾想跟他私奔，他却冷言拒绝：“我此生已是僧人，不能再误人前程。” 枫子没几日便投河而亡。 1903年，苏曼殊还在东京念书，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曾和章太炎一同撰文反清。他那时写文章言辞犀利，敢骂袁世凯，也敢批日本军政，文章被刊在《民报》上，署名“曼殊”。 日本警察一度传唤他，幸亏汪精卫出面保释，才没出事。有人劝他低调点，他说：“我活着，不是来做苟且之人。” 1904年，他开始翻译《悲惨世界》，译得断断续续，语法混杂，文言夹白话，很多地方都用自己写的诗句来代替原文。 他并不在意学术规范，常说：“让老百姓看得懂才有意思。”朋友笑他是“诗人译小说”，他回一句：“那小说本来就是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苏曼殊从日本回到上海，参与组织南方各省通讯联络。 他常以僧人身份往来各地送信。有一次在南京近郊被清军盘查，他撒了谎，说自己是去讲经的和尚，还背了两句《心经》蒙混过关。 他写信给柳亚子说：“我这一身袈裟，怕是干的不是佛门的事。” 那年冬天，他亲自起草了南京临时政府对革命阵亡者的悼词。全篇用古体文写成，写完自己在稿纸边上画了一幅简笔山水，说是送给那些“为共和而死的弟兄们”。 那画后来被柳亚子收藏。 晚年时他常一个人坐在广慈医院的窗前看雨，医生护士都说这人古怪，不吃药只吃糖。有一回鲁迅来看他，发现他手边放着一卷诗稿，第一页写着：“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鲁迅摇头道：“你这是病到骨子里了。” 苏曼殊的死，没有人意外，却也没人真正接受。朋友给他料理后事，柳亚子提议将他的骨灰葬在西湖孤山，邻近苏小小墓。 鲁迅点头，说这地方合他意。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曼殊这一生走得太快，留下太多没写完的诗、没说完的话。如今他安眠在湖边，糖纸埋在泥下，故事却仍在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