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台北马坑刑场。一对来自福建莆田的夫妻，紧紧挽着手走向刑场。丈夫突然轻声对妻子说：“看，家乡木兰溪边的花，该开了。” 这句话没有悲壮的呐喊，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话，却藏着一代人跨越海峡的执念与遗憾。这对夫妻并非无名之辈，他们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从福建莆田渡海前往台湾的普通百姓，丈夫林文清当年28岁，妻子陈秀莲26岁，离开家乡时，木兰溪的春水正涨，岸边的野菊与茉莉开得漫山遍野，他们以为只是短暂远行，没想到一脚踏上台湾岛，就再也没能回头。 林文清在家乡时是村里的木匠，手艺扎实，为人厚道，陈秀莲则是邻村的绣娘，一手刺绣活计远近闻名，两人经媒人介绍相识，婚后不过两年，便因为时局变动，跟着同乡的船队渡海谋生。抵达台北后，他们住在城郊的简陋木屋，靠着木匠活和刺绣补贴家用，日子过得清贫却安稳，唯一的念想，就是攒够路费，早日回到莆田老家，看看父母，再走一遍木兰溪畔的田埂。 1960年代的台湾，社会管控严苛，两岸往来彻底中断，普通民众想要联系大陆亲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私下提及家乡、传递书信，都会被视作违规行为。林文清和陈秀莲从未参与过任何违规活动，只是在深夜里，会悄悄拿出从家乡带来的一小块木兰溪的泥土，低声念叨父母的名字，会对着福建的方向，细数家乡的节气与花草。 他们的不幸，源于一次同乡的私下聚会。几个同样来自福建的老乡凑在一起，聊起家乡的变化，说起父母的安危，只是普通的思乡倾诉，却被周边的监控人员记录在册。随后的调查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违规证据，可在当时的环境下，仅仅是频繁提及大陆、流露思乡之情，就被判定为不当言行，最终两人被判处极刑，押往马坑刑场执行。 临刑前的几天，狱方曾单独提审两人，承诺只要放弃所谓的“执念”，写下悔过文书，就能保住性命，可他们始终没有低头。不是不害怕死亡，是他们心里清楚，自己从未做错什么，错的是无法跨越的海峡，是断了的归乡路。他们唯一放不下的，是远在莆田的双亲，是再也回不去的故土，是木兰溪边年年盛开却无人共赏的花。 走向刑场的路上，陈秀莲的手一直紧紧攥着丈夫的衣袖，脚步没有丝毫慌乱，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段路，也是离家乡最近的路。丈夫林文清没有说不舍，没有说恐惧，他提起木兰溪的花，不是浪漫的比喻，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每年开春，木兰溪沿岸的野花准时绽放，那是家乡最鲜明的印记，是他们离开时最深刻的画面，也是生命最后一刻，唯一能想到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很多人不理解，为何生命尽头，会说出这样一句平淡的话。其实真正的思念从不是声嘶力竭的哭喊，是融入日常的细节，是刻进骨髓的习惯。对于这对夫妻而言，家乡不是一个模糊的地名，是木兰溪的流水，是岸边的花草，是父母的呼唤，是他们穷尽一生想要回去的地方。海峡的距离，隔断了脚步，却隔不断血脉里的牵挂，时局的重压，能夺走生命，却抹不掉心底的乡愁。 这段往事被尘封多年，直到近些年台湾地区档案逐步解密，才被历史研究者整理出来，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两个普通中国人，在特殊年代里，因乡愁付出生命的故事。它不是个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大陆移民，因为思念家乡、牵挂亲人，遭遇不公对待，他们的故事藏在历史的角落，不被大众熟知，却真实反映着那个特殊时代里，普通人的无奈与坚守。 乡愁从来都不是轻飘飘的情绪，是背井离乡者的根，是跨越山海的执念。这对莆田夫妻用生命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家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那些刻在记忆里的风景，永远不会被岁月磨灭。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