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 年，有个伪乡长偷偷给新四军报信：“今晚我不在乡公所，你们趁这个机会来把枪抢走。” 汪中联写完这句话后，仔细把纸角烧焦。他知道自己正在走钢丝，这一步要是踏空，就是全家人都没命。他是安徽舒城县大水乡的伪乡长，日伪的“代理人”，但他心里一直没把自己当成他们的人。 半个月前，新四军游击队长杨震带着泥水走进林子时，汪中联就做下决定：得把那些枪弄出去。杨震说山上这几个月都没补给，连子弹都数着用。 汪中联听了没说话，只是抽了口烟。烟灰掉到地上，他猛地踩了一脚，那一脚踩下去，也像是下了个赌注。 其实类似的事，大别山区不是头一遭。新四军在舒城、桐城、潜山交界这一带活动多年，但1941年皖南事变后，物资就越来越难了。靠山吃山不够用了。 民间支援也断断续续。许多像汪中联这样的“骑墙”人，要么躲事，要么等机会。他不愿意再等了。 “夜里子时开门，口令是‘缺家伙’。”汪中联吩咐心腹叶老三。 他不是没想过后果，这枪丢了，伪县政府第一个就会拿他问罪。但他又想起去年桐城县的刘世才，被日军勒索粮食，他不从，家被抄，最后死在井边。汪中联不想那样死，他要做点事，哪怕是偷偷摸摸地做。 当夜风大，树枝拍打窗棂。叶老三靠在门边，听到三声短促的敲门声。他一咬牙拉开门闩。几个黑影鱼贯而入，脚步声压得低低的，后院仓库的铁锁没坚持几秒，就被撬开。 枪搬完不到一刻钟，乡公所的院子又陷入寂静。第二天汪中联照常从乡绅家打牌回来，进门就扇了叶老三一耳光，“饭桶！这点人都守不住？” 当晚他连夜写了一份报告，说遭“匪患劫持”，请求县里增拨武器。 这份报告三天后被斥为“庸懦无能”，可骂归骂，枪还是补下来了。过了一周，新枪送到，他又照旧把几支塞进维修的旧枪里，送往山上的铺子。 那铺子是他远房表亲开的，从不多嘴。枪修好后，自有夜里的人来取走。 1943年整个秋冬，他演了七八次同样的戏。有时候说是“演练损耗”，有时候说是“劫道遗失”。这些话在账本上写得模模糊糊，却在山上的弹药箱里一颗不少。 杨震几次想请汪中联上山，他都婉拒。他说：“我不能走，我一走，这条线就断了。”杨震握了握他的手，没有多说话，只让人每次来取枪时都带点山里的干粮或纸条，让他安心。 1944年春，日本人加强了对大别山的扫荡，许多地方的“假劫案”被追查。江西鄱阳县的章永明因私放枪械被捕，押往南昌后再无音讯。 汪中联开始收口，但还偶尔在粮食账上动手脚，换点油盐给山里送上去。 等到战争结束多年，有人问起抗战的英雄时，很少有人提到汪中联的名字。他活得不声不响，死时连个墓碑都没有。可新四军老兵纪念册里，那一页“后勤接应”名单中，“舒城县某乡长”的名字始终没被抹掉。 那年夜里的一句“今晚我不在”，轻飘飘五个字，后面藏着的，是个伪乡长赌上一条命换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