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战友费尽心机进了水泥厂分了房，我在农业局只能租房住，30多年后看退休金，他沉默了。 上个月，我们县的老战友搞了个小范围聚会，组织者是方庆平。他是我们这一批兵里面发展最好的，响当当的“能人”，正营级军官转业。 许久没见，他老了许多，本身也是70岁的人了，头发变得白了许多，背也驼了。他的烟瘾不小，一会地上就扔满了烟头。 喝了一会酒后，大家不可避免的聊起了退休后的生活。 有人问：“老李，你现在一个月能拿多少？”听到这话，方庆平也看了过来，似乎也想很端着酒杯，眼神浑浊地看着我。 我也没隐瞒什么，照实说了，“一个月六千八百七。” 方庆平的手抖了一下，洒出来了几滴酒，他声音沙哑道：“哎，我才两千六百八……哎，当年我要是没去那个破水泥厂，像你一样进局里，哪怕是个清水衙门，现在也不至于这样啊。”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命运这东西，真的爱跟人开玩笑。 1974年冬天，我们从老家参军入伍到了部队。我和方庆平本不认识，只不过有个同乡和他在同一个连队，我去串过几次门，渐渐也就熟悉了。 他是最先提干的，1978年的时候就提干为了排长。我则是赶上了79年的末班车，直到80年初才当上排长。 1988年，我卡在副连职上实在难以晋升，便申请了转业回老家，方庆平则顺风顺水，都开始冲击正营职了。 我转业时被安置进了县农业局，这在当时可是正宗的“清水衙门”。工资一般般，福利几乎没有，想要分房更是遥遥无期。 我带着老婆孩子，挤在县城边上两间平房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1993年，方庆平也转业了，他进了县里最红火的企业——县水泥厂，据说还是他到处托关系，才进去的。 此时的水泥厂就是县里的“明星企业”，效益好，不但工资高，福利还多到让人眼红。除了平时发米面油，毛巾肥皂，最让人眼热的还是有家属小区，能分房。 每次路过水泥厂那气派的家属院，我心里的那个酸啊，别提了。当时我就在想，可能这就是命吧！ 方庆平进厂的第二年，就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楼房，这可不是那种筒子楼，而是带暖气、带卫生间的楼房，在那个年代，这就是身份的象征。 那时候每次战友聚会，方庆平总是压轴出场。他一来，就必然是全场的焦点。 他红光满面，抽着“阿诗玛”，喝着“五粮液”，嘴里说的都是天文数字般的合同。 “哎呀，刚想走，被几个客户拉住了，哎……来晚了，我自罚三杯！” 而我们其余人只能在旁边尬笑，听他一个人唱戏。 进入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的大潮来了，之前十分紧俏的水泥也不太好卖了。 方庆平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他开始四处奔波去推销水泥，但即使货卖出去了，钱也经常要不回来。 1999年，县水泥厂彻底破产倒闭了。方庆平，一夜之间成了下岗职工。 人过中年，经历如此大的挫折，方庆平也难免心态失衡，难以接受。 他也拉不下脸向战友们求助，外出打工去了，据说在工地管过后勤，在装修公司当过监理，还去当过仓管…… 那时候的我，虽然还在农业局拿死工资，但日子却在一天天好转。 随着国家开始重视“三农”问题，农业局的地位也有了变化。随着房改政策的落实，单位终于集资建房，我掏出了积蓄，分到了一套三居室。 在事业上，我兢兢业业，从办事员到股长，最后在正科退休。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生活是一条稳步向上的曲线。 退休后，体制内的优势彻底显现出来了，有各种保障，能够有一个安稳的晚年生活。 方庆平说，他下岗后，档案转到了街道。他退休的时候，是按照企业职工的标准领取养老金。 两千六百八，这个数字，在县城想要过得体面，还是有些困难的。 那天聚会结束后，方庆平站在路灯下，他叹了口气，“老李啊，你说这人的一生，到底咋选才对？” “当年我笑话你去了个穷单位，我只看到了眼前的肥肉，没看到后面的大坑。你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但那是细水长流啊。” 看着他落寞的背影，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方庆平有错吗？90年代初，那个“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选择进效益好的国企，是几乎所有人的共识。 他动用了关系，费尽了心思，只是为了让家人过得好一点。 但他没想到，时代的巨轮转动得太快，快到把他甩了出去。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铁饭碗到下岗潮，从双轨制到并轨。 人生的每一次选择，其实都是在赌博。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人的命运天注定，你同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