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秋天，南京的大礼堂坐满了人；李香芝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判决是死刑，立即执行，所以她的生命，就停在了41岁。十九年前，她还是朝鲜战场上的文工团演员；冰雪里，她唱歌给战士听，清脆的声音像一股热流；战士们说，她是战壕里的百灵鸟；她也许曾许愿，战争结束后，要唱一辈子戏。 可这愿望没走多远，就被现实撞得粉碎。从朝鲜回来后，她被分配到地方剧团，日子本来该安稳下来，偏偏遇上了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1966年开始，文艺界成了重灾区，传统戏不让演，新戏要改词，演员不仅要会唱念做打，还得懂政治审查。 李香芝性子直，爱较真，排练时总跟导演争两句，说某句唱词不符合历史事实，某段身段太像旧戏班的做派。这些话传出去，就成了“对革命样板戏有意见”，再后来，又添了“历史问题”——有人翻出她在文工团时的老照片，说她跟几个“有问题”的战友合过影，就算“立场不坚定”。 她不是没解释过。那天晚上，她抱着一摞旧相册去单位找领导，手冻得通红，相册页角都卷了。她说：“这是1953年在平壤拍的，旁边这位是王同志，他当时是炊事班班长，救过我的命，我俩合个影怎么就立场不坚定了？”领导坐在办公桌后面，烟灰掉在桌布上，没抬头，只说：“现在不是讲这个的时候，你要相信组织，多学习文件。”她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地，突然觉得喉咙发紧——那些在战场上没怕过的枪林弹雨，怎么到了和平年代，倒被几张纸、几句话给困住了？ 再后来，她被隔离审查，关在单位仓库里。仓库里堆着旧道具，木箱子上还贴着“白毛女”的标签，她每天就坐在木箱上，写检查，写思想汇报，写了撕，撕了写。有次同屋的人偷偷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坚持住，总会查清的”，她把纸条藏在枕头底下，每晚睡前摸一遍，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可稻草终究不是绳子，拴不住命运的缰绳。1971年秋天，判决书下来的那天，她正在仓库里扫地，扫帚碰到墙角的破锣，“哐当”一声，她愣了半天，才想起那是当年慰问演出时用过的，现在却像个送葬的锣。 执行死刑前，她提了个要求：想再看一眼文工团的旧军装。那是件洗得发白的棉服，左胸口绣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的字样，袖口磨破了，用红线补着。 她把脸贴在衣服上，闻到了熟悉的肥皂味，还有一丝淡淡的雪花膏香——那是她在朝鲜时用的，战友从国内寄来的。旁边的法警别过脸去，不忍看她的样子。她抬起头，眼睛亮得像当年的舞台灯：“我没反党，我只是想好好唱戏。”这句话说得轻，却像块石头，砸在在场每个人的心上。 没人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么过来的。只知道她走得很安静，没喊冤，没哭闹，就像当年在战壕里唱歌那样，把最后一口气都咽进了喉咙里。直到很多年后，当年的战友整理遗物，才发现她枕头底下压着一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着：“如果能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唱歌给战士听，哪怕只有一个人愿意听。” 这场悲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错。当一个时代的荒谬需要具体的面孔来承担后果时，李香芝只是恰好站在了风口上。她的经历提醒我们，权力一旦失去约束，理性就会变成牺牲品，而那些最无辜的人，往往最先成为祭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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