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在莫斯科的寒冷审判厅里，李德因其在“反围剿”中的惨痛失误，面临共产国际的严厉审查，刘亚楼，作为那场审判的重要证人，站在台上，情绪激昂地对李德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指责。 1934年冬季湘江战役成为关键节点。红军根据李德指令在广西全州至兴安一线集结，正面迎击国民党精锐阻击，通道狭窄导致侧翼掩护不足。战役中部队强渡湘江，遭受密集攻击，人员和辎重损失严重。出发时中央红军约八万六千人，战役结束后仅剩约三万人，大量伤员和物资被丢弃，补给中断加剧困难。这些损失源于坚持阵地推进的要求，忽略了机动迂回战术的优势。红军在河岸和山坡地带面临炮火覆盖，队伍被迫分散行进。刘亚楼亲历前线过程，记录了部队减员细节。战役后红军继续长征，士气和实力受到影响。李德战术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持续推行，类似问题在其他战斗中重复出现。苏区经济报告显示人口减少三分之一，战马和物资供应紧张，主力部队每月减员明显。毛泽民在相关会议中提交这些数据，指出硬拼策略对后勤的压力。周恩来分析福建事变时指出李德判断失误，反对援助十九路军导致错失联合机会，进一步孤立红军作战。这些事实在后来审查中被反复提及。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召开，会议讨论军事指挥问题，李德军事影响被否定。他保留名义顾问身份，但实际失去直接指挥权。此后长征队伍继续前进，李德跟随主力行军，但不再发布主要指令。部队翻越大雪山期间，行军条件艰苦，他保持沉默状态，仅在笔记本上记录示意图。整个长征过程红军逐步调整战术，采用机动灵活方式摆脱追击。李德在遵义会议后逐步退出核心决策圈，1939年随周恩来等人离开中国返回苏联。共产国际根据中共中央报送材料和领导人汇报，决定对李德在华工作进行审查。审查依据包括李德检讨材料、前线损失报告和经济数据。参与人员有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以及翻译师哲等。刘亚楼作为长征中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具备直接观察资格。他的证词重点围绕战术脱离实际和战场损失展开。李德在审查中承认部分指挥问题，但强调自身顾问角色。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佛罗林主持会议，会议过程涉及多方发言和资料核实。 刘亚楼在证词中详细指出李德推行碉堡对碉堡战术的不适应性，未考虑中国南方地形特点，仅靠地图作战导致指令脱离战场实际。他列举湘江战役具体减员数据，从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强调正面硬拼造成大量伤亡和物资丢失。刘亚楼提到李德在军委会议上对朱德指挥风格的批评，语气体现轻视态度，会场气氛严肃。李德坚持短促突击和固定阵地方式，忽略红军传统机动优势，导致苏区人口减少三分之一，战马饿死，主力部队每月亏损上千人。经济报告显示补给线中断是硬拼策略的直接后果。刘亚楼补充福建事变判断错误，反对援助十九路军使红军失去联合机会，作战压力增大。他以亲历前线经历说明这些战术对部队的实际影响，列举战场减员和辎重丢弃情况。其他证人如毛泽民提供苏区经济损失细节，周恩来指出决策过程问题。刘亚楼发言时逐条陈述事实，强调责任划分需结合独立政党原则。李德听取全部内容后进行辩解，称自己仅提建议，决策由中国共产党作出。 共产国际负责人表示中国共产党是独立政党，有权选择是否采纳顾问建议。这一立场明确李德作为顾问无最终决策权，责任主要在于采纳错误意见的一方。审查避免单纯归咎个人，同时肯定李德确有指挥建议失误。会议综合中共中央材料、李德检讨和证人证词后作出结论：李德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理由是共产国际未授予他指挥权，他仅提供军事咨询，中国共产党可自主决定。佛罗林主持下审查过程力求客观，参考多方意见包括苏联和德国相关部门补充。审查结束后李德不再参与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事务，被安排到苏联外文出版社从事翻译编辑工作。他每天处理旧资料和笔记，整理相关内容。1939年8月离开中国后未再返回。此后李德专注于文职工作，逐步完成回忆录写作。 李德在出版社期间撰写《中国纪事》，反复查阅地图和记录，描述1932至1939年中国经历。该书出版后成为其个人叙述，涉及第五次反围剿、长征和在华活动内容。他在书中解释自身角色，提到战术建议背景，但湘江战役损失数据和事实保持不变。李德晚年生活在东德，继续写作相关回忆，直到1974年去世。整个过程符合共产国际对顾问返回后的述职制度，审查既给中国共产党交代，也对李德本人负责。